谁的民族政策更能化敌为友
     兵民是胜利之本。当年石达开覆灭于大渡河，与没有得到民众支持有着极大关系。而红军之所以顺利渡河，并非靠运气，而是与当地民众支持关系极大，奥秘之一就是红军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在围剿石达开的作战中，田坝土司岭承恩的彝兵和松林土司王应元的藏兵起了关键作用。清光绪《越西厅全志？武功志》说：“达开不自入绝地则不得灭，即入绝地而无夷（彝）兵四面扼剿亦不得灭。”石达开把少数民族看成“蛮夷”、“异族”，动辄威吓，如在融县发布的布告中有：“逆我者亡，顺我者存”，“各处山寨，胆抗天兵，当时剿灭，一致荡平”，“若不进贡，祸生灭门”。在云南宣威耿家屯，因攻板桥不下，怒杀百姓。石达开起兵的目的是灭满复汉，石军将土著民族的彝、藏人看作是同满清一样的“异族”。在冕宁，对前来接头的“夷（彝）民土司加以侮辱、拘囚，劫夺杀戮，结果使夷民起了反感，处处准备起来打击”。加上“白沙河之战，赖军受创惨重，余众甚为激怒”。因此，北上时所到之处的房屋，几乎全部烧毁。特别是6月3日，石达开因强渡失败怒而斩杀彝、汉向导二百余人祭旗，则更属不应该。这样，既损害了少数民族上层的利益，也损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引起整体反感，形成上下团结一致，拼命与石军对抗的局面。长征时毛泽东曾站在大渡河边用遗憾的口吻说：“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邱远猷《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原载《纵横》1984年第4期）
     中央红军长征到凉山时，同样的5月，同样数量的军队，同样的行军路线，同样的被围追堵截，所不同的是，这支军队在长征沿途历经苦难，仍真心实意站在民众立场上为民众做事，因而感动了沿途的民众。红军的做法不仅打动了成千上万的群众，甚至感动了前清贡生、贵州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周素园。周老先生欣然出任红军组织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并率部参加长征。红军的做法还感动了勃沙特，这个疑为“间谍”被红军扣留并参加长征的瑞士传教士，回国后写了《神灵之手——基督俘虏在中国》一书，介绍自己在红军中的经历，他还四处作报告呼吁基督徒要学习红军那种精神，像红军那样重视穷困的民众，并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由于国民党长期歧视、压迫少数民族，在凉山一带的彝族群众十分仇视汉人。红军进入彝民区后，国民党当局认定红军会像当年的石达开一样，被彝人打得陷入困境。但没料到红军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冰释了民族矛盾，化敌为友。
     与石达开当年轻慢彝族头人的做法截然相反，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在冕宁附近的彝族头人沽基达涅，后者向毛报告了从冕宁到大渡河一带的各路彝族家支及其头人小叶丹等四人的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据此制定了红军先遣部队围绕彝族群众的政策。为消除长期以来的民族矛盾和隔阂，红军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进入彝民区时，尽管红军遭到了一些彝民的追打，甚至被抢去武器、扒去衣服，但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不作还击，而是反复耐心地向彝民宣传“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你们的刘文辉”。
     今天在安顺场还留有当年的标语：“红军是北上抗日的主力军”，“红军是帮助干人（即穷人——作者注）谋利益”，“工农群众起来实行土地革命”等。红军的宣传通俗易懂，容易为群众接受，如“红军到，干人笑，粮绅叫；白军到，粮绅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到冕宁后打开监狱，宣布废除彝族各家头人“换班坐质”制度，救出了全部换班坐质的彝族头人。红军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尊重少数民族，中革军委经过彝民区时，特别下令要求红军将士不得使用侮辱性语言对待当地少数民族。
     在红军的感召下，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为盟义结金兰。随后，他派人帮助红军与彝民武装沿途设置的关卡交涉，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民区，还赠送了一头黑骡子给刘伯承，送了一批彝胞参加红军。小叶丹为红军当向导，为红军快速通过彝民区节约了宝贵时间。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红军到达大渡河比石达开的部队快了8天。正是这宝贵的8天，红军得以摆脱追兵，从容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毛泽东后来问刘伯承：“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回答：“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苗晓平《永恒情谊——长征与少数民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就不难理解，大渡河为何会成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红军与石达开部能不能过河，表面看是军事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太平军没有将旗帜上的口号兑现给老百姓和广大将士，失了民心士气，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已在政治上走上了末路。而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顺应了抗战的需要，提出“北上抗日”口号，沿途为民众做好事，赢得各族民众拥护和支持，因此顺利渡河。
    大渡河畔的历史证明：兵民确实是胜利之本，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前鉴在此，愿后人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