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分析道：美帝国主义压服朝鲜后，下一步必然进攻中国。所以将来如果出国作战，可以采取“换班的办法，轮流补充”，“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在备战阶段，他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供应”的方针。
     中国方面积极备战期间，朝鲜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朝鲜人民军继6月28日解放汉城后，到8月中旬，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根据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变化。8月中旬，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其适宜登陆的港口有6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最严重。
     8月23日深夜，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汇报了上述分析结果。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立即打电话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听后立即让周恩来带雷英夫到他的住处——中南海菊香书屋详细汇报。
     9月15日凌晨，一个不幸而言中的判断成了无情的现实：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7万多人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28日，敌军攻占汉城，29日进抵三八线。
     这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到中国安东（今丹东），向东北边防军负责人介绍急剧恶化的战局，并代表朝鲜党和政府恳切地提出请求，要中国出兵支援他们。此时，斯大林也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询问中国能否出兵，助朝鲜人民一臂之力。
     9月30日，周恩来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之机，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人民日报》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周恩来的这些话，表明了中国人民在不得已时将举起出兵援助邻邦的义旗，代表了中国人民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就在10月1日这天，麦克阿瑟指挥南朝鲜军队率先越过了三八线……
     当天，朝鲜金日成首相特使、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带着金日成和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信件，乘飞机到北京。金日成在信中介绍战局后写道：“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样，是否出兵参战这个严峻重大的、关系到中国战略全局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并且到了做出最后决策的关头。
     从10月2日开始，中共中央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关于出兵问题，中央领导虽然早有考虑，早有准备，但因问题重大，一直思之未决。当时，一些领导同志认为，中国连年战争，破坏很大，新中国成立才一年，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不到万不得已时最好不打这一仗。为此，一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早在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已看出单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了，中苏两党此时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军的问题。斯大林当时担心苏联出兵与美军直接对抗，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为此不愿出兵，而希望中国参战。
     10月2日，毛泽东让与会者着重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和出兵后的困难。大家畅所欲言，摆了不少不利条件和困难。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就在当天，毛泽东做出了举足轻重的决策，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美、李军作战，援助朝鲜人民军。但没有下达行动命令，也未通知朝鲜政府。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希望通过他和印度政府将中国政府对朝鲜局势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
     为了突出“我们要管”的“管”字，周恩来事先对担任翻译的浦寿昌交代：“这个字在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分量，你好好琢磨一下，要在翻译时准确无误。”周恩来这次谈话，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还没有直接外交关系，要通过印度政府给美国传话，让他们知道中国的态度。周恩来知道中文的“管”字在英文中不大好翻译，特意要浦寿昌好好琢磨一下，以便准确传达自己的真实意思。
     周恩来同潘尼迦的谈话，迅速地传到白宫。但是，杜鲁门没有引起重视，认为这只是周恩来的“虚声恫吓”。美国方面认为刚刚建立一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重重，没有力量也不敢出兵作战，即使出了兵也远远不是美军的对手。他们悍然将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图们江（中朝、朝苏边界）推进，并且推进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