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当中国抗日战争即将步出相持阶段的困境，转入夺取最后胜利的反攻阶段时，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尾声。我们中央党校的学员，经常集中学习和讨论，着重研究党的历史路线是非问题，着重批判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同时，还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是对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提意见。
     经过前段的整风，党内已形成良好的民主风气。学员们畅所欲言，批评对象上从党中央主席下至军分区司令员，从政治、军事到生活、作风，大家有什么说什么。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还有八路军各师首长都聚集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听意见。
     记得那天开会前，刘伯承师长同我说话后就让我坐在他的身后。大礼堂前五排都是党中央及军队领导人坐的位子，我坐在第六排，毛泽东主席就坐在刘伯承师长的前面。大会像前些天一样开始了。
     舞台上仅设了一个讲台，谁都可以上去发言。讲台旁边设有一个记录台，一名干部现场作记录。开始有两位同志发言，我同身边的同志“开小会”去了，没有留意。轮到我一二九师军法处丁武选处长上台发言，我才认真听起来。
     丁武选是安徽阜南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那年他已四十六岁，在我们年轻人眼里，是老资格了。他秉性刚直，敢于仗义执言，大家都十分敬重他。
     丁武选处长谈到我一二九师根据地问题、干部问题，谈到八路军的三个师的改编，问题越扯越远，甚至扯到了红军时期。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央领导对原红四方面军的态度不公正、不公平。大礼堂里的学员都是来自八路军三个师的团以上干部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再加上中央领导及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丁处长的发言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他谈到的许多问题非常具体，也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他越说越激动，批评的对象最后直指毛泽东主席。
    这些问题说来话长，谈到党内军内的许多问题甚至要追溯到红军时期。
     八路军组建时是以红军的几个方面军为基础改编的。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师，我们四方面军改编为一二九师。丁武选批评中央和毛泽东不信任四方面军时说：你毛泽东在整风中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可你自己看，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你就是偏心。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人，原一方面军的林彪是一一五师的主要领导；原二方面军的贺龙现是一二○师的主要领导；可我们一二九师呢，主要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一方面军的。当然，我们对刘师长、邓政委没有意见，可我们四方面军不是没有人呀，徐向前总指挥才任副师长，这对我们四方面军是不公平、不信任。
     丁处长接着说：在长征途中，张国焘闹独立，同中央唱对台戏，最后发展到分裂红军、分裂党，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路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是反对的，四方面军后来能够北上回到中央的身边，就说明了这一点。张国焘的错误是张国焘本人的问题，中央批判他是对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是被迫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这个账不能算在我们身上。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主要责任在张国焘，一方面军也有责任呀。批判张国焘就批判张国焘好了，可四方面军的干部也跟着倒霉。四方面军中一些高级干部因受不了这个气，才有人准备出走的。
    会场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听丁处长发言。丁处长说的这些问题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红军时期，一、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在川西会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及闹独立思潮的影响，使一、四方面军之间有了隔阂。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知识分子较多，而四方面军中的干部多是工农出身。两军会合后，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拥兵十万，人马比一方面军多，军力比一方面军强，私欲膨胀，向中央要官要权。他的错误思想及路线也传染并影响了军中的一些干部，一些人对一方面军撤出江西根据地，由八万之众锐减至一万多人有看法，对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干部颇有微词。而中央和一方面军中的部分干部，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四方面军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粗鲁、蛮干、霸道，像“土匪”、“军阀”。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以及中央和四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问题。
     “出走”是指四方面军第三次走出草地北上同中央会师后，在陕北，中央“清算国焘路线”并召开了对张国焘的斗争会，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好像张国焘的错误就是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错误，人们抬不起头，心情不舒畅。中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错误路线的决定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后来波及面太宽了。某些人竟错误地将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了一起，使一些干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应有的伤害。四方面军的每一个人心里不光在流泪，还在暗暗流血。这些问题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引起强烈不满，一些人认为在延安呆不下去了，要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