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处长满脸是泪地说：许世友、洪学智、詹才芳、王建安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被关押，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叛变革命”、“拖枪带队逃跑”。他们为什么要出走？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呀！这些干部分别被判了徒刑，关押了几个月至一年。这是一起冤案呐！
    旧话重提，引起了中央党校原四方面军学员的共鸣。
     丁处长接着说：出走的事中央虽然解决了，过去了好几年，这事也就算了。可你毛泽东怎么在前年又发出一个电报，说什么对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任用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部队的干部“有所不同”。什么“有所不同”？分明是对我们四方面军的干部不信任！这么多年了，直到现在，你毛泽东还不相信我们！就因为这份电报，搅得我一二九师军心不稳，这不，又有了“出走”之事。我师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和两位团级干部因不满中央的不公平、不信任，才拉人出走的。人都抓回来了，因为你的这份电报，这几位流血流汗、南征北战、跟党干革命多年的好同志差点就被杀了。
    丁处长激动不已，声泪俱下。这一席话，使整个会场震惊。
     党校学员中一二九师的干部都知道这件事。这些原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们随着丁处长的叙述，唏嘘不已，会场上有人失声痛哭。其他部队，原一、二方面军的干部因不了解这一情况，也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毛泽东满脸涨红，不知如何解释。就连平时开会时最不拘小节、随便惯了的陈赓，此时也安分了起来。
     平时开大会，毛主席在台上讲话，陈赓在台下听讲，他口渴时可以毫无顾忌地走上主席台，拿起毛主席的茶缸，咕咚咕咚喝上几口再下台来。可此时，陈赓旅长把头埋得低低的，一言不发。会场上，除了哭声，开始出现了一些骚动。
    台下有人问：又有人出走是怎么回事？丁处长说的“电报”之事和又有人出走，确实是真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分别改编为八路军的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并创建了各自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各根据地的敌情、地域地理、条件、人员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各师干部的任用和每个人的情况也有差异。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由于几年前“批判张国焘”扩大化的影响，原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心中的阴影总也抹不去。尤其是在“抗大”和中央党校中，各师的干部都集中在一起，一些人将自己同其他师的干部相比，总觉得“己不如人”，即认为中央还是有偏见，对原四方面军干部仍然不信任。这些思潮和怨言在干部中流传，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党中央从团结大局出发，于1942年7月2日对一二九师发出了电报指示，即《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然而，一二九师当时收到中央的电文时，该指示中的第三条中有句话为“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与其他干部不同，但不应有歧视……”这句话，在当时一二九师的干部中引起轩然大波，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些干部思想偏激，认为党中央至今还不信任我们，在干部的任用和分配问题上与其他部队的干部还要有区别。
     我一二九师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余伦胜，当时在师轮训队学习。这位从烽火硝烟中打出来的旅级干部，性情耿直，脾气急躁，一听完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就跳了起来：“什么‘有所不同’？明明是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任用干部还要分个子丑寅卯，区别对待。我们就是后娘养的？……革命了这多年，老子到哪里也是革命，到哪里也是抗日打鬼子！不行，走了去毬，回我们大别山拉队伍打游击去……”
     余伦胜这一咋呼，有许多人响应。不几天，这位分区司令员果然拉了些人离队出走了。出走的人里有两位姓黄的团级干部，还有各自的警卫员等一干人。他们身着八路军军装，骑马挎枪，离队后直奔鄂豫皖方向而去。由于日军对我根据地的严密封锁，他们这样的着装和身份在没有我地方交通的掩护下是很难穿过封锁线的。他们在敌我结合部转悠了两天，被当地民兵发现，因怀疑他们的身份而将他们扣留了，经与一二九师联络后将人押解回了太行。
     旅级、团级干部的出走，在一二九师非同小可，刘伯承师长震怒了：革命了这些年，在我们部队还有分区司令员带队开小差！这件事要严肃处理！
     人交给了军法处，开小差在军中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主要的组织者余伦胜和两位姓黄的团长将被枪毙。余伦胜从红军时期到抗日前线都是一名能打硬仗恶仗的战将，他曾是红四方面军中“夜摸老虎团”的团长，在红军时期就战功卓著，如今却因“开小差”要被枪毙，而“开小差”的原因竟是对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不满。一二九师许多干部都想不通，可军法无情，军中无戏言，“挥泪斩马谡”的事，历史上不是没有呀！这件事报到刘伯承师长那里，刘师长认为：过去我们“肃反”时犯的错误无法挽回，人死了不能再生，再说这“开小差”的原因特殊，枪毙一个旅级干部一定要报中央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