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毛泽东再也沉不住气了。
     7月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之：“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潍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本月派船到指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苏联又因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当然认为这不是接待毛泽东的最好时候。在实在找不到借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干脆告诉毛泽东说：“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这当然不是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毛泽东一直在思考。
     所以，接到电报后，毛泽东心中充满着困惑。他一面平静地回答斯大林同意访问推迟到10月底或者11月初，一面毫不掩饰地对身边的人说：“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面出动？”
     后来才知道，斯大林不欢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是斯大林怕得罪美、英，担心中共与苏共关系太密切会授人以柄。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出了一个铁托，铁托的最大特点就是独立性比较强。
    毛泽东也是一个独立性极强的人。
    投鼠忌器。
    开除铁托，可能会影响毛泽东。
     当然，斯大林最大的难言之隐是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在抗日战争前期，苏联曾经给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是，苏联的援助给了国民党政府，而很少给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胜利前夕，苏联从自身利益考虑，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作了悲观消极的估计，另一方面又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同情中国共产党，但在行动上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认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他劝中共放下武器，参加国民党政府。而且，苏联不断调整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据印度驻日大使可拉瓦蒂称，1947年2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后来为驻华大使）对他说：“苏联并不愿意中共成功，对于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中国表示忧虑。”可拉瓦蒂的话的可信程度比较高。我们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中可以找到佐证。也可以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中找到蛛丝马迹。因此，斯大林采取拖延的办法来推迟毛泽东访问苏联就比较好理解了。1949年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留在南京，只有苏联大使罗申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毛泽东所以急于访苏，是因为他有许多重大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并向他请教。他对苏共驻中共联络员阿洛夫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了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
    毛泽东要向经验丰富的斯大林学习，但是斯大林迟迟不理会，使毛泽东很难成行。
     毛泽东这次访苏，涉及的内容是重大的，心情也是迫切的。担负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络任务的苏联医生阿洛夫说：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泽东的箱里已经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