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两个“超过”显然是中国以后出现的许多灾难的根源之一。家长制这种统治方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以后，并非由于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这种家长制与其密切相联的“一言堂”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得以延续和发展。
     我要再次强调，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我生活工作在毛泽东身边，耳闻目睹一片“伟大”、“英明”、“万岁”之声。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领导干部还是群众，甚至像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等先生。毛泽东亲自去搀扶他们下车，上台阶，这些民主革命的前辈也都无一例外竖大拇指，夸耀“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主席比”……
     在一片赞誉声中，毛泽东可能滋长一些骄傲情绪，但我的感觉，他仍然不乏警惕性。朝鲜停战后，大概是第二年，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24箱苹果。
     一般国内外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一份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交公。这一次因为是金日成所赠，又是不宜保存的食物，所以毛泽东吩咐我把苹果转赠警卫部队。
     我将苹果送到警卫一中队，恰好是春节前夕，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打开纸箱，忽然都傻眼了。那些国光苹果，拳头大小，整齐匀称。问题是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
    那字擦不掉，后来才明白，是早早写在苹果上，被阳光晒出来的。
    “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大家束手无策。便有人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
     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不以为然，皱起眉毛摇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我们吃掉了。这种事情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吗？恐怕比“芒果”要抬得更高，供奉如神灵。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去登山，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抬上山，抬上山的只能是别人。“家长制”和“一言堂”情况的发生，责任不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也不能全推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头上。毕竟，山呼万岁的绝大多数并不是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始是警惕这种“个人崇拜”的发生和发展。刚才讲的吃苹果就是一个例子。不许在天安门广场为他塑像，称之为“只有讽刺意味”也是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我说句不恰当的辩护话：再伟大的人物，生活在这个山呼万岁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天天面对万岁的呼声，不习惯也会习惯，最终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