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喊多了，必然神化，神化了就脱离群众了。越脱离群众就越容易被神化，循环发展下去，悲剧就会产生。
     1952年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他这时已经不像转战陕北时期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到群众中去了。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妥协，戴着口罩到人民群众中。那时的情况是：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肖像却越来越多，天天处处都可见到。正是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子竟然隔着口罩认出戴着口罩的毛泽东。
     “毛主席！”孩子一声惊喜的叫喊，人群轰地一下乱了，潮水一般涌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我们卫士在里面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动荡，到处都是人，反正倒不了，就那么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震聋发聩。罗瑞卿和杨奇清坐不住了，向政治局作检查，说安全保卫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他只是从心底发出一种微笑，稍稍带了一丝陶醉的语气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从武汉乘船到南京，陈毅和张爱萍从上海赶到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南京住了两天，国民党飞机轰炸了上海。潘汉年被捉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只是事后听人汇报。说潘汉年给敌人透了消息，材料是公安部门搞的，说潘汉年历史有问题。毛泽东到南京后，敌人估计毛泽东该到上海了，算定日子轰炸了上海。毛泽东只是在潘汉年被捉起来以后才知道这些事。
    此后，安全措施越来越严密，发展到后来，连飞机也不许毛泽东乘坐了。是中央的决定，怕飞机失事。
     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矛盾。在北戴河，他曾经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有关部门怕毛主席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但必须戴着口罩，戴墨镜。毛泽东走在田地里想和社员聊聊天。戴着口罩墨镜的“不速之客”，身后跟一群人，谁还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这下子不得了了，农民条件反射一样蹦起来喊：“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而来。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员便不容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他发脾气也没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
    我们卫士们多次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大没有自由了。
     你不相信，你难以想象，是吗？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员吧，这游十万八千里却始终在一个密封舱里。也许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毛泽东的足迹遍及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需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只是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得不到去饭馆吃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可以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是不可能，必须经有关部门同意安排……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1955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我跟随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送行。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我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当时饭馆不到营业时间，所以事情好办，好警卫。饭馆里只有他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不爱吃羊肉，吃不几口，他只是深情地环顾属于饭馆的一切。这一切能够唤醒那些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还“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姓丁的老头养的菊花。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次数太少了，屈指可数！
     1958年3月13日，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便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做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得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望，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