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斯大林第一次“整我们”的时期，是过高估计中国革命力量的时期，援助多些，可以想象。问题是，在此之后，斯大林也并没有停止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斯大林曾计划向中国红军提供上千吨军事物资援助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中，我们还看不到中共中央撤人江西苏区以后，直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段时间，莫斯科是否继续为中共提供过什么物质方面的帮助。但是，至少在1935-1937年间，有许多档案资料显示，莫斯科是积极准备并且是为中共中央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帮助的。
     讲到季米特洛夫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我们曾经提到过，在这段时间里，鉴于中国红军遭受重创，退人西北，共产国际曾经有过一个大举援助中国红军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斯大林批准的。还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得知中共代表团要派林育英回国联络红军，传达贯彻七大精神，斯大林就特别叮嘱，一定要让中共中央知道：“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鉴于当年国民党依靠苏联援助，创建军队，大举北伐，一举夺得中央政权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够在与苏联接壤的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背靠苏联，取得援助，必定要比在国民党大军层层包围的南方几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有更直接的效果。但考虑到苏联的外交利益，莫斯科一向不赞成中国红军与苏联接通。最早如1927年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向中国西北发展的所谓“西北路线”，就曾被指责为“逃跑路线”。以后如1933年中共策动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秘密与外蒙接通的尝试，也同样受到莫斯科的反对。最莫名其妙的是，这后一回，明明是冯玉祥不满南京对日妥协态度，决心暗通苏蒙，揭旗抗日，中共地下人员为此前往外蒙秘密联络，而莫斯科方面不仅将他们拒之门外，还发表消息，暗示冯玉祥别有所图，把他说成是“日本的代理人”。
     正是由于受到莫斯科这一态度的影响，1934年红军被迫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很长时间不能提出向西北发展的战略。1935年红军一、四方面军围绕着南下北上问题发生的争论乃至分裂，也与此不无关连。当时人多枪多的四方面军领导人还感觉不到向苏联求援的迫切性，因而不同意北上，强调“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应把取得苏联援助当成目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他们受苏联态度影响很深。四方面军那么多人，那么多干部，后来之所以一度跟张国焘走，而没有跟中央走，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当然，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上述斯大林关于“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的指示，不仅肯定了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认可了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而且显示苏联和共产国际有意通过中国的西北边界向红军提供直接的帮助。
     关于莫斯科的援助计划和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艰辛尝试，需要一篇专门的文章才能详细交待清楚。但在这里简单地举出几件最直接的文献资料，使读者有一个印象还是可能的。根据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莫斯科早在1935年，就开始考虑通过中国的西北边境向中国红军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工作和前期准备。它接通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则较晚，已经到了1936年6月中旬。此后到7－8月间，才逐渐详知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9月11日，莫斯科即发出同意经过中国西北边界直接援助红军的电报。
     电报的中心意思有二：第一是批准红军发动夺取宁夏的战役，以便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接通外蒙和向西控制河西走廊，必要时可接通新疆；第二是强调红军不宜马上经河西走廊去新疆，因为这可能便于国民党利用黄河天险将红军同中国主要区域隔离开来，不便中共今后的发展。
     关于莫斯科援助的方式和数量，在9月27日的电报和10月18日的电报中有较具体的说明。9月27日的电报明确告诉中共中央说，苏联只能从外蒙古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绥远的定远营，然后前伸至外蒙边境去接取物资。10月2日，当中共中央提出具体的援助要求和物资清单后，莫斯科方面在18日的电报中进一步说明：这一援助将用150辆汽车，来回两次将550－600吨军用物资送到红军指定的边境交接地点，“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红军10月间发动的宁夏战役未能取得成功，接取苏联武器援助的计划功败垂成。11月3日，苏联方面进一步发来电报，表示“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并且可将提供的物资增加到1000吨左右，由他们派车运送到新疆哈密，再由西去的红军前往接运。只可惜，已经渡过黄河西去的红军西路军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没有能够到达新疆。尽管莫斯科后来一再来电催问西路军的行止，并表示可以将援助物资的数量再增加一倍，红军还是无缘得到这批援助。
     如所周知，斯大林批准并关注这一援助计划时，早已了解到红军当时的际遇。我们有些书的作者甚至认为，斯大林这时不仅不想援助红军，而且简直就想要取消红军。
     这个时候的确是中国革命遭受挫折最严重的时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时根据地几乎全都丢光了，红军也损失了90％以上。但第一手的历史文献显示，恰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不仅没有“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而且还在极力援助着红军。尽管军事上的援助未能成功，我们在毛泽东以后的言谈中和大多数中共党史著作中再未见到过对这一经历的说明，但莫斯科曾经设法援助红军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而且，军事装备上的大规模援助虽然没有实现，莫斯科在财政方面还是进行了积极的援助的。这种援助也是不可不提的。
     宁夏战役失利后，五万红军被围困在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十分严峻。不仅作战回旋余地太小，武器弹药奇缺，最直接、最严重的困难还有粮食和冬装的极端匮乏。当时已进入11月，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几乎还都是单衣单裤，再加上甘北人烟稀少，数万大军粮食无处可觅，故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张闻天不能不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大声疾呼尽快寄送援款，“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