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盼望已久的消息传来了：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了。当天下午，毛泽东一面与朱德联名致电祝贺，'面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在杨家岭开会。他高兴地宣布：苏联参战了，这就使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后阶段了。与苏联红军配合作战，这太痛快了。原来以为要与美国配合，那才是麻烦呢。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在美苏合作、中苏协定的基础上，国共谈判不可避免。他指出：美国“靠蒋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危险随日本垮台的程度而增加”。但蒋介石恐怕不会很快就宣布全面内战，因此我们目前第一位的还是打日伪。
     毛泽东原来估计，打败日本至少还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即使苏联出兵，他也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在几天后就宣告投降。原来计划中的敌后大反攻几乎还没有全面展开，战争就结束了。尤为引入注目的是，朱德于苏军出兵第二天开始对各解放区发布反攻命令，蒋介石竟于次日下令中共军队只能“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14日，日本宣布投降。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布受降日本的第一号总命令，公开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共参加任何接收和受降工作的立场。
     怎么办？打了八年仗，死了那么多人，国际国内的舆论都呼吁和平，如果坚持进攻和受降，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武力相抗，内战就将爆发，并且很可能得不到渴望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如何处置，这确实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考验。
     8月14日，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提醒下，不失时机地摇起了橄榄枝。他致电毛泽东，邀请毛前往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即以朱德名义去电要求蒋取消前令，蒋却冠冕堂皇地打出盟军做挡箭牌，电毛称：“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
     显而易见，对蒋介石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还在蒋介石来电前一天，毛泽东就在延安公开发出号召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而抗战胜利的果实，也不能轻易听任国民党抢了去，要“力争”。我们现在有一亿人民、100万军队、200多万民兵，取得察哈尔、热河、河北、山西大部及山东和江苏北部地区完全可能，但我们要争取控制整个华北和华中部分地区。蒋介石来电第二天，他又特别命令绥远、太行、冀察各区的八路军，迅速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及北平，迎接苏军，争取背靠苏军控制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与山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然不会同意去重庆与蒋谈判。中共中央为此专门通告党内：蒋介石一面骂我们是人民公敌，一面请毛主席往渝，“完全是欺骗”。
     与蒋介石对抗，就是同美国对抗。毛泽东经常说“国共反映美苏”，意思很清楚：自己同国民党的斗争，实际上也反映着苏联同美国的斗争。而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输了，也等于苏联的失败。因此，他这个时候仍旧十分看重同苏军的合作和苏联的援助。20日，他根据苏军进展情况，决定从华北各根据地抽调9个团，连同已在热河边境的几个团，配备相当数量的地方工作干部，限期开赴东北，并明确宣布部队的任务是：“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毛泽东此时不惜得罪美国的决心，从他当天的另一项人们后来很少提及的重要决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美国正在调派大批飞机、军舰为国民党运送军队抢占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是其首要目标。然而，毛泽东这一天却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毛泽东当天接连数电华中局，要求他们坚决彻底地执行起义方针，除发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以外，还应迅速调派新四军有力部队人城援助。他并且电示华北各区局，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也“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几乎就在他发布上述命令的当天，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封电报，电报落款很奇怪地使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当然，谁都清楚这是来自莫斯科最高决策者的电报。电报明确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和平问题。说如果发生内战的话，中华民族将有毁灭的危险。尤其是后面这句话，整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十多年。
     关于斯大林发出这封电报时的真实想法，目前还找不到直接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电报原件也迄未找到）。但联系到斯大林1948年初承认他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和1949年初再度劝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时极力强调斗争策略等情况，说他就是想要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到蒋介石的政府里去做官，这可能也有点简单化。不过，不论斯大林如何考虑问题，毛泽东相信他是要中共走法国式的议会道路的。在一再宣布苏联一定援助中国革命之后，又下来这种几乎是要共产党向蒋介石交枪的命令，毛泽东内心会激起怎样一种感情波澜，是很容易想象到的。
     有关这封电报引起的直接反应，毛泽东当年的翻译师哲的回忆是：“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而另一位当事人的回忆则描述毛泽东是“大发雷霆”。当然，生气归生气，毛泽东最后还是委屈求全地接受了莫斯科的劝告。
     从21日开始，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上海等大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被停止了。中共中央并明确指示各地，除个别地点外，一般应去占领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而不是去夺取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毛泽东亦致电重庆，表示将派周恩来先行前往重庆谈判。已经开始赶往东北的部队，也得到毛泽东的命令，让他们暂时“开至热河边境探明情况后再行决定”，因“军队是否能去辽吉黑三省现在尚不知道”。
     8月23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详细说明了他考虑到的苏联坚持不允许同国民党对抗的原因：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以及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结果大战将爆发，和平即不能取得。他并且举希腊的例子说，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就是因为希腊是英国所必争。中国亦然，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势力太大。国民党与中共，也如同希腊流亡政府与抵抗阵线，前者有权，而后者无权，这叫无可奈何，“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要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不过，他还是想要安抚领导人中间的失望情绪。他强调说：这并不等于苏联不帮助我们。事实上，苏联现在也是在干涉中国，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心援助我们的”。当然，法共是解散了武装去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而毛泽东是认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因此，他特别强调指出：蒋介石注定是不会改变消灭共产党的方针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谈判不可怕，“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
     两天后，基于莫斯科的建议，毛泽东最终还是决定同周恩来一道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次谈判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然而，毛泽东却大不以为然，一直对这段经历愤愤不平，总是把它同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断言斯大林要他去重庆，其实就是“不许革命”。
     十年以后，毛泽东多次不满地谈到过这件事，认为这不过是因为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在雅尔塔开了一个会，决定把中国全部交给美国，交给蒋介石，所以，抗战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署名'俄共（布）'的秘密电报，坚持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谈判”，“要中共同蒋介石分子罢战言和”。那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反复说：那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是蒋介石要打我们，我们也要打蒋介石的时候；是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想不到，“我们要打蒋介石时，苏共中央直接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不准我们打。他说只能和蒋介石和，不能和蒋介石打。如果要打就会引起全民族的毁灭。”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被迫去了。但去是去了，对他的“不许革命”，“我们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半仗，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