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还在准备军事援助的同时，斯大林就已经明确赞同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供巨额援款。共产国际11月12日电告中共中央说，他们已准备好援助的款项。很快，莫斯科通过美国银行寄出援款15万美元，12月又续寄5万美元。1937年1月，斯大林又进一步批准一次性向中共中央提供80万美元的援款，并表示还可以再提供一笔相当数量的援款。加起来，这个时候莫斯科至少同意提供180万元美元的援款。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距离国共合作的形成尚有很长一段时间，距离周恩来与南京代表达成秘密妥协，南京方面同意先期提供部分粮饷，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这一决定对于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中共和红军来说，称得上是雪中送炭之举。如果斯大林这时真的像我们一些书中所说，已经是只看重蒋介石国民党而不着重中共，甚至想要取消红军，那么，这些援助计划大概是不会有的。
    “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的说法太简单化
     斯大林援助力量弱小的中国红军，当然不纯粹是从阶级观点出发的。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世界上始终是一个很孤立的国家。斯大林决心大力援助中国红军的时候，苏联正面对来自东西两个方面'的战争威胁。西线欧洲是气焰嚣张的法西斯德国，东线亚洲则是虎视耽耽的日本。为了牵制德日，他这时还只能借助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欧洲，苏联这时下大力支持西班牙共产党进行反法西斯的内战；在远东，斯大林无疑对中国红军有所指望。
     然而，1937年夏天，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响了，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及其军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来了。从苏联的切身利益考虑，斯大林自然而然地开始看重国民党。事情很明显，如果他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就可能抵抗下去，拖住日本；如果他半心半意，或放弃援助，国民党很可能会迅速垮台，日本人紧接着就会扑向苏联。在这方面，要指望装备落后的几万红军是不可能的。
     1940年，斯大林对即将来华赴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就这一点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也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既然如此，对于苏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列宁有云：“要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如果忘掉了列宁这条早就是斯大林“座右铭”的重要遗训，我们大概永远也无法理解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两面性，甚至可能在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中，只注意到他关于中共“太孱弱”的评价，而忽略了他说中共“更亲近些”和“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的那两个“照理”。
     其实，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外交利益优先往往是不言而喻的。不要说毛泽东时代之后，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热衷于援助亚非拉人民革命时，他对周边资产阶级当政国家的共产党，通常也要视外交关系如何来决定要不要采取直接援助，即“输出革命”的办法的。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认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人更亲近些，也不等于他不曾通过其他方法给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以帮助。当年斯大林所面对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情况。换句话说，苏联当年的“主要援助”没有给中共，不等于“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这么简单。斯大林毕竟是那个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不仅知道“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蒋介石不足靠时还要指望中国共产党；而且相信，如果有莫斯科的帮助，中共将来未必不能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因此，秘密地给中共以帮助，在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关抗战期间莫斯科在物质上援助中共的详细资料目前公布得还不多，但从可以了解到的零星资料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莫斯科这个时候对中共的态度，并不像一些党史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吝啬。
     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曾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提出党在财政上的困难极端严重，国民党每月只发饷50万中国元，合美元约16万，连前线部队开销都不够。因为没有钱，缺少武器，扩军困难不说，部队挨饿受冻也十分普遍。他们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经费上的援助，“最好是派飞机送来”。王明、周恩来等这时也通过延安转电莫斯科，要求尽快得到财政上的援助，以便为部队购买紧缺的各种枪支弹药。季米特洛夫对此十分重视，同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进行了紧急磋商，随即向延安提供了一笔数目不详，但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共要求的援款（因为没有发现中共中央再度提出同样要求）。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重新提出援助请求，已经是为了另外的情况。1938年4月，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新的求援信。信称，目前有三批人员急需救助：一是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近4000名政治犯，他们受尽折磨，健康状况极差，要回到党的队伍中来重新工作就需要治疗和营养；二是数千因伤致残的红军人员；三是大批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的遗属和当年留在苏区失去了生存条件的红军亲属，以及现在在党、政、军中工作的6000人的家属。任弼时写道，目前党只能保证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简单温饱，抗战后原定每人发一元至五元不等的补助金，也因经费匮乏经常发不出来，缺医少药更是家常便饭，毛泽东和朱德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党急需在物质上和医疗上得到苏联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