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龙门阵》2011年第1期字号  作者：森奉  原题为：1962年，亲历伊犁大逃亡
    1959年秋，作为“右派”份子，我被“流放”到新疆。翌年10月，被新疆教育厅调派到塔城。
     塔城距乌鲁木齐千里之遥，紧靠中苏边界，晚上可看到苏联那边的灯光。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达斡尔、回、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城里有三所中学，其中两所是民族中学，我所在的塔城三中是一所汉族中学。校长是一位和善长者，对我很客气，生活待遇与其他教师一视同仁，教师对我也很友好，看不见异样的脸色。跟教育厅比，判若两个世界。
     校长为安排我的工作颇感为难，他坦诚地对我说：“你现在的处境怎么敢叫你教语文，可不可以改教数学？”我如实相告，我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只好安排我到教务处，做些了解教学情况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听课。听课后要跟上课教师交换意见，还要向教导主任汇报。
     这样，我不成了管教师的人了吗？显然与我身份不符。再有，我虽然从教育厅调来，但对教学是一窍不通，怎敢对别人指手划脚？因而给我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没办法，只好热炒热卖，找来几本教学法书籍，记了些新名词，煞有介事地和同事们商讨起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问题。不过，这时我已吸取教育厅的教训，牢记不要“乱说乱动”的训示，交换意见也好，汇报也好，我总是挑好的说，抹得上下都满意。生活教会了我圆滑世故。
     过了三个月，精简下放运动从自治区发展到地市县级，学校也属精简范围，领导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写申请，表决心，我当然也不例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递交了申请书。不到半月，学校宣布我的申请已被光荣批准，而且是唯一被批准的人。
     感谢校长这位好心人的苦心运筹，可能是怕直接点我下放会使我感到难堪，才搞了这个人人写申请的庄严过场。其实他们心中早就有数，我这个被教育厅视为多余的人，在这边陲小城也是一个多余的。
     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只要头上有这顶帽子什么不幸都可能随时降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我的直接上司教导主任是位心地善良的老大姐，积极为我张罗下放地点。她爱人是塔城县蚕书记兼十月公社党委书记，她说就到她爱人那个公社去，日后也好有个照顾，而且那里还有自治区科委几个下放汉族干部，可以住在一起作伴。自从打成右派以来，这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关心我的人。
     老大姐的关爱大大缓解了我被抛弃的孤独感。我振作起精神，用发给我的最后一笔三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农业科技书籍，决心弃文务农，在广阔的田野上去重写自己的青春。从那天起，我就和单位彻底脱离关系，一无所有，成为赤条条的一介农夫，我的生活阅历也从狭小的单位扩大到纷繁万象的下层社会，让生命去接受更惊心动魄的考验。
     十月公社离塔城40多里，我落户的新光大队一队是个农业队，离公社又有20余里。村子坐落在一个山口前，背倚巍峨雪山，面临波状莽原，用今天眼光看，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但当时我是一穷困潦倒的流放者，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美景！我被安排到生产队长家居住，主人是哈萨克族，能说简单的汉语，夫妇俩加一个小女孩，三口之家。男主人剽悍爽直，女主人文静温柔，夫妻性格迥异，但相处甚得。
     他们待我如亲人，照顾有加，劳动安排拔草等轻活，能干多少干多少，伙食不是牛奶煮面条，就是炖羊肉，比在单位强多了，不到一月，我就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根本不在乎我的贱民身份。我如实告诉他我是右派，他说公社已经通知过他了。他问我什么叫右派，我觉得简单几句汉话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就打比方说：“右派分子就是你们这里从前的巴依（哈语”地主“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