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了笑，摇摇头：“不，你不是，你不是。”在这个憨厚纯朴的哈萨克人面前，语言显得多么苍白，习惯用政治概念图解世界的人怎么也无法理解表现在平民百姓身上那博大的胸怀。
     我吃住在他家，大队每月只给他家拨一份我的口粮，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已是没有工资的人，不可能交伙食费，而他们根本就不在意。我不好意思白吃白住，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就是劳作之余帮助他们带带小孩。孩子只有一岁多，正呀呀学语，我用汉语教她叫“爸爸”、“妈妈”、“叔叔”，哭闹时为她拉拉小提琴，这孩子具有哈萨克人特有的音乐禀赋，只要一听到琴声就不哭了。
     孩子也很亲近我，收工回家，老远就向我扑来，抱着我“叔叔，叔叔”叫个不停。在这远离故乡、亲人的边塞山村，在受够世人白眼的屈辱之后，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人间至情温暖了我那颗冰凉的心，改变了我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偏执态度，相信人性的火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会熄灭。
    1962年春天，塔城地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边民外逃苏联的“伊（犁）塔（城）事件”，我目击了这次重大事件的一个侧面。
     4月的边疆，风和日丽，冰雪解冻，大地复苏，草原吐绿。牛羊走出圈棚在牧场上转悠，蛰居一冬的农民忙着准备春耕，草原一片宁静。一天，村子里突然热闹起来，三五成群的陌生人骑着马这家站站，那家停停，好像商量着什么，离去一拨，又来一拨。这反常现象引起了我们几个下放干部的警惕，担心是不是要出什么乱子，便悄悄去向平时相处甚好的年轻人打听。
     他们说，明天一早他们就要回老家了，到苏联去。他们解释说，他们父辈原来是苏联人，是30年代苏联搞集体农庄时逃到新疆来的。傍晚，我的房主人从公社开会回来，告诉我，公社开会布置明早集体越境到苏联去，问我跟不跟他们一起走。我感到事情太突然，太重大，沉思良久，无言以对。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犹豫，不再谈这事，就进里屋去取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十多张十元的人民币，说：“这钱在那边也用不上，就送给您吧。”我推辞不过，听他也说得在理，就收下了。我也拿出在乌鲁木齐工作时买的一件灯芯绒茄克衫，脱下身上的毛衣毛裤、皮鞋，尽其所有，全部送给了他，以感谢他们夫妇对我的兄弟情谊。晚上他们收拾东西，通宵未睡，我在炕上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何去何从，难下决断。
     半夜时分，村子开始喧闹起来，鸡呜犬吠，牛哞马嘶。走出房门一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套车，装东西，能带走的只有衣被等物，牲畜、家具、农具等大宗家产都毫不可惜地舍弃了。队长套好自家的车，便去组织各家各户准备上路。一时间，呼儿唤女，扶老携幼，车轮转动，首尾相接，庞大车队浩浩荡荡开出村子。像归去的游子，像出征的战士，走得那么匆忙，去得那么从容，没有一丝眷恋，没有半点戚容。这大概就是游牧民族的豪爽天性吧。
     村子里的人都走了，只剩我们几个汉族下放人员，不得不聚在一起商议去留，多数人主张走，我主张去边界看看再说。于是我们立即套了一辆马车，尾随而去。走到与其他村落交汇的路口处，只见各路车队越来越多，每到一个路口，又加入一支两支车队。
     上了通往边界的公路以后，马车、牛车、人流形成多路纵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只能缓缓蠕动。年轻人的歌声笑声，小孩的啼哭声，赶车人吆牲口的叫骂声，此起彼落。这景象只在过去描写战争的影片里见到过。平时只要一个钟头就可到达边界的路程，这天竟走了整整一天，下午5点才到达边界。
     想象中的边界一定森严壁垒，其实完全不是。沿我国一侧看不到一根界桩，一个哨所，一兵一卒。脚下一条约莫十多米宽的干涸小河就是边界。那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我国边界一侧完全不设防，号称和平边界。
     对面景象就大不同了，过河就是一道铁丝网，网后是一条20多米宽的松士带，据说兔子跑过这里都会留下脚迹，更不要说偷渡者；松土带后是边防公路，装甲巡逻车间隔几分钟就驶过一辆，如临大敌。今天与往日不同的是苏联一侧边界铁丝网拉开了一个大缺口，后面是黑压压一大片临时搭建的帐篷，看样子早就做好了接待逃亡者的准备。这边的车队越过小河就从这个缺口进入苏联。
     我们几个人想到对岸看个究竟，也跟着车队进入了铁丝网。这里车马喧嚣，人头攒动，高大的苏联军官，威严地虎视着人群，不时用马鞭指指点点，大声呵斥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有军人来给饿了一天的逃亡者分发面包，是苏联电影里见过的那种切成块的黑面包。有个汉族小伙子不识好歹，拼命往里挤，站在一旁维持秩序的军官，扬手就是几皮鞭，抽得小伙子抱头钻进了人群。
     那军官趾高气扬，怒目圆瞪，挥鞭打人如打牲口的神态，深深刺痛了我的自尊心，老大哥的形象在我心中顿时一落千丈。我马上问同伴见此情景有何想法，是去是留？几个原先决心逃异地的人这时都改变了主意，同声回答：回去！我们立即驾车离开了这个只呆了半个钟头的国度。
     这次难忘的经历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民族感情。不管自己怎样受过同胞的凌辱，一旦面对异国民族欺负自己的同胞时，会不由自主地忘却宿怨，认同自己的民族。由此，我也联想到教育理论上的一个严肃的命题：抽象的道德理念，只有融入活生生的情感体验，才可能转化为有血有肉的道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