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发惠（时任远望一号测量船船长）：这次任务完成以后，我们感觉到，太平洋有我们一席之地，这是强大的表现，是自信的表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感到很自豪。
    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表明我国国防科技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防实力有了新的提高和加强。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诞生的一种新兴武器，是大国战略威慑力量的重要标志。
    在1959年苏联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能技术后，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彭士禄（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参加这次工作的人对主席这句话非常鼓舞，一定要有志气，要搞中国试的核潜艇出来。
     彭士禄，彭湃烈士的儿子，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受命之初，他手里的参考资料仅仅是两张照片和一个玩具模型，核潜艇研制一开始就走上一条艰辛之路。
    彭士禄（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国防部）七院二十多个研究所都搞核潜艇惯性导航，陀螺仪，都全自己搞。
    1965年，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在停顿了几年后重新上马。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有人认为，我国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应采用“常规艇型加核动力”，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采用的就是这种艇型。
    而当时参加核潜艇总体设计的黄旭华等人则主张搞“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因为这种艇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黄旭华（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国外已经做成功了，我们就不必要再分三步去做。我们就是把美国的三步当成一步，一下子跳到水滴线型上。
     聂荣臻专门召集大家开会听取各方意见，然后明确表示：中国的核潜艇决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好马配金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
    艇型定下了，核动力却没有着落，学核动力出身的总师彭士禄也没有见过潜艇上的核反应堆，这个问题困扰着他。
    围绕着是直接在潜艇上建反应堆，还是先在陆地上建试验堆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彭士禄和一些技术人员支持建造陆上试验堆。
     张金麟（时任核潜艇设计师）：（在陆上建试验堆）非常必要，如果这些问题都出在艇上，在艇上修理，那个艇不定要泡在哪儿，泡多长时间，而且在艇上修理很难修。
    1970年7月18日18点，启堆试验开始，8月30日反应堆主机达到了满功率指标。
    张金麟（时任核潜艇设计师）：当时我们都兴极了，因为谁都没干过。庆功宴上彭士禄举杯必干，据他说那次少说也喝了一斤。
    1970年12月24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核潜艇威慑力要凭借它携带的利剑---潜地导弹，潜地导弹要实现水下发射还要保证打击精度，这和陆地上发射的导弹有很大不同。
     外媒绘制的中国战略、战术弹道导弹系列对比图：左起：东风-3、东风-4、东风-5、巨浪-1/东风-21、东风-15、东风-11、红旗-2改、东风-31、巨浪-2。可见东风-5以及使用液体燃料的东风-3、4等型号体型过于巨大。
    水下发射是潜地导弹研制的关键环节，导弹要在一种弹射状态下跃出水面。
    邵发声 （时任某导弹发射基地工程师）：这样在1982年1月7号取得了我们国家第一个冷发射状态固体导弹，就是地面把它推到空中以后，空中点火的成功。这样也算填补了我们国家这方面的一个空白。
    水下发射存在落下来砸毁潜艇的危险，因此，必须通过弹射试验来检验。
    1981年11月在海上成功进行了潜地导弹弹体模型水下弹射实验。
     黄纬禄（时任潜地导弹总设计师）：因为只有把模型弹在潜艇上面打好了，就可以保证我们导弹打的方式是正确的，这样才敢于把真的导弹放在潜艇上发射。
    1982年10月12日，潜地导弹在渤海海域成功发射，标志着“三抓”任务的第二大战役胜利完成。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核潜艇要真正形成实战能力，还要经受一连串考验。
    1985年11月至1986年2月，进行核潜艇首次水下长航试验，最长水下连续航行二十五个昼夜。
    1988年4月，为了检验核潜艇在深海的抗压性能，进行了深潜试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做深潜试验，下潜还不到二百米就发生了事故，一百二十九人葬身海底。
     试验之前，参试人员都作好了最坏的准备，他们有的甚至给家里留了遗书，有的唱起了《血染的风采》。总设计师黄旭华意识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在动员大会上他说：我们下去是做试验的，不是准备牺牲，我们要唱“雄赳赳，气昂昂”！
    黄旭华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底下一点声音没有都在听，后来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们放心我还有我们几个同志跟你们一道下去做试验，这一句话一讲，整个情绪就变了，然后（大家）就表决心，总师敢下去，说明这个事情不是冒风险，而是有科学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