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务员在轰炸中受伤了。”路边有人回答。
     李维汉听说报务员受伤，急得直跺脚，见李坚真从他身边走过，忍不住大喝一声：“李坚真！你给我过来！”不等李坚真站稳脚步，他也不问个三七二十一，就下达命令：“命令你带上警卫班，返回原地去收容，一定要把受伤的报务员找到，少一个由你负责！”
     这件事的确出乎意外。作为休养连指导员，接收伤病员并负责医疗休养，那是她不可推卸的头等重要任务，现在命令她执行收容任务，分明是临时抓公差，乱套了。这本不属于本职工作范围的事，却让李坚真碰上了，她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受命后，她将本连队的殿后收容任务，临时交给运输排长，便带领警卫班循来路返回去寻找报务员。经过一番周折，总算将那两名受伤的报务员找到了，其中一名被炸伤了腿，由警卫班轮流背了回来。当李坚真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向李维汉汇报时，李维汉这才意识到他下达命令的语气有点过分，似乎也不公道。丢失报务员这件事，本来就跟李坚真毫无关系，如若追究责任，怎么也追不着李坚真。
     “好同志，看把你累的……”李维汉有点过意不去地安慰了几句。紧接着，他又说：“报务人员事关军事机密，一个也不能丢失，你们找到了背回来就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把那个重伤的报务员，放到休养连保护起来吧。”
    李坚真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战争时期，对上级的命令是要坚决服从的，不能计较态度，更不能讨价还价，否则会贻误大事。”
     寄放连长之争1935年4月中旬，红军渡过北盘江，即占领兴仁、兴义地区，这时又分为三路纵队向云南挺进。休养连所在的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由贵州西部山区直奔云南境内的曲靖、龙马、寻甸，一路上急如星火，昼夜行进。谁知，就在云贵高原的连续急行军中，连长侯政的双脚出了问题，面临着被精减寄放的厄运。
     长征途中，侯政的一双铁脚板从未出过毛病，但在贵州西部山区的连续行军中，他的双脚被草鞋磨破，当下就走不动了。侯政有匹马，如果骑上走也就平安无事，可他却要坚持行走，把马让给体弱的同志驮行李，结果伤口见水后感染红肿，以至化脓溃烂，痛得难以着地，一步也不能动了。连长的铁脚板“抛锚”了，指导员也难为住了。李坚真只能动员他骑上马走。休养连虽说有个担架排，拥有10多副担架，但不是谁负伤谁有病就可以坐的，也不是连长、指导员一句话就能够坐的，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正式批准才行。包括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三位老人，他们都有专马可骑，但都没有专用担架。钟赤兵锯掉一条腿，拥有专用担架，乃是经过周恩来批准的。邓颖超、贺子珍几位病号和孕妇也并非每天都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走，她们大多时间也是以马代步，或拄个棍子跟着走。乘坐担架的决定权限，无论是连长还是指导员，都不能有半点特殊的越轨行为。
     就在李坚真动员连长骑马时，被派到休养连来进行巡视和监督工作的特派员提出要把连长寄放在老百姓家中。李坚真一听要寄放连长，眼前立刻闪出另外一幕寄放一个红小鬼的情景：那个身负重伤的红小鬼，紧紧抱住她的双腿，匍匐在地不肯松手，宁愿死去也不愿离开红军队伍，那悲痛欲绝的哭喊声无时不在她的耳边回荡，揪心哪！现在，特派员提出要寄放连长，能不叫她伤心吗？
     李坚真回忆说：侯政担任连长是上级领导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他当过军团的卫生部长，对医务工作很内行，伤病员在医疗方面出现什么难题，他很快就能设法解决；在医生缺少时，他可以亲自从事外科手术；行军中遇到敌人，他同样能担当指挥员，带领警卫排抵挡一阵。为了休养员的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他不顾个人安危，也不辞劳苦，风里雨里，无怨无悔……如今他的双脚溃烂，就要将他寄放，这太不近情理了。我对这事想不通，就对特派员说：“侯连长为休养连出了不少力，要带好这个连也不容易，我不同意寄掉他！他的脚伤也不是什么大的致命伤，抓紧治疗一下，坚持几天会好的。他虽然不能走路，但可以骑马，让他骑着马走吧！”
     特派员接连发出质问：“你能保证他的伤几天就能好吗？他的那匹马能把他驮到底吗？他现在不能走路，连队工作干不了，你能负责吗？”
     李坚真的绰号叫“蛮大姐”，她一听这几个“吗”，那股子“蛮劲”顿时冒上来，说：“我不能保证连长的伤哪一天能好，但我可以帮助他，保证他骑马行走。如果他的马死了，我的马还可以给他骑。我的马也死了，我就背着他走！连里的工作一切由我负责，但不能把连长寄掉！”
     两人争吵得面红耳赤，态度都很强硬，谁也不服谁。李坚真最后使出一个绝招：“侯连长是贺部长选定的，周副主席也给他谈过话的，不是谁想寄掉就可以寄掉的，你我都无权作出决定，应当请示上级领导！”
     李坚真回忆说：“我虽然没有权力决定寄或不寄连长，但可以提出意见，向上级反映情况。于是我便去找蔡畅大姐，她当时在军委纵队部工作，李富春同志当时又是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我把侯政的工作和伤情，以及特派员和我的个人意见，都如实地向蔡大姐作了汇报，请求她向上级反映，不要寄掉侯连长。蔡大姐也了解侯政，当初侯政不愿意到休养连来，还是蔡大姐跟他谈话，说服了他，才到休养连来的。蔡大姐把情况向李富春同志反映后，这才把侯政留在部队，摆脱了被寄掉的厄运。……”
    寄放连长之争，终于获得圆满的结局，侯政亦念念不忘此事。
     两女结婚，5个孕妇生孩子“在长征中恋爱结婚，怀孕生孩子，对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孩子生下后，又没法带，做母亲的要和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这种感情上的折磨，无异于一种酷刑。”刘英曾对张闻天如此实话实说。
     长征中，刘英下定决心，不到目的地就不结婚。丈夫林蔚1929年英勇就义后，她曾拒绝了不少同志的追求，全身心扑在革命事业上。长征到达陕北后，她才跟张闻天结为终身伴侣，时年已30周岁。
    刘英只是30名女红军中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王泉媛、刘彩香二人，照样在长征中恋爱结婚，同时还有5个孕妇生孩子。
     长征中生孩子的5个女同志是：毛泽东夫人贺子珍、邓发夫人陈慧清、凯丰夫人廖似光、曾日三夫人吴仲廉、周子昆夫人曾玉等人。这些女同志在征途中生孩子，都很不容易，也吃尽了苦头。孩子出生后，一个都没有带走，做母亲的还要坚持行军追赶队伍。作为孕妇产妇，当时没有专门固定的骡马担架，大都是临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配。有时找不到担架，或没有空闲牲口，即使刚生下孩子也要坚持行走。由于给养食品缺乏，产妇们也得忍饥受饿，能吃点干粮就很不错了。打土豪获得一些红糖白糖，简直就是喜从天降，留给产妇们冲碗糖水喝喝，就是最好不过的营养补品。长征二万五千里，对每个孕妇产妇来说，都困难重重，步步艰辛，几乎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
     李坚真在回忆录中这样叙说：“当红军进入贵州时，廖似光由于劳累和颠簸，仅怀孕7个月就早产了。产后找不到担架，邓大姐就把担架让给她。廖似光产后还没满月，就帮助我们沿途做群众工作。贺子珍也在贵州（应为川南古蔺白沙乡）生下一个小孩。她产后不久，又被敌机炸伤，她是带着全身的伤痛，以顽强的意志，坚持长征到底的。曾玉是在行军途中，产前阵痛突然发作了，好不容易坚持到宿营地，同志们找来一捆稻草，让她躺在稻草上把孩子生下来。第二天又要行军，连寄放孩子的人家都没找到，就用块布把孩子包了一下，放在空屋的稻草上，留给房子主人回来收养，母亲便由两位女同志扶着，艰难地跟着部队出发了。天下哪有不爱孩子的母亲？女红军也是母亲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在挣扎，在啼哭。那哭声有如尖刀刺着母亲的心，她们只能以坚强的毅力克制自己的感情，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抱着对孩子负疚的心情，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继续前进！这就是我们女红军的精神，这就是女红军为革命作出的牺牲！”
     筹备粮食，背了个口头警告处分1935年7月16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各一部占领川西北的毛尔盖，歼敌一个营。在毛尔盖，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8月中旬，左、右两路军分别从集结地出发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