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莫斯科—柏林1919-1938:翻云覆雨的年代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意识形态来掩盖地缘利益的冷战不同,20—30年代的欧洲地缘利益的争夺,始终掩藏在民族问题的大幕之下;在这个动荡的舞台上,政治家们对民族恩怨的挑唆和煽动,使得整个欧洲的各个国家间,根本无法形成几个稳定阵营。
     1918年之后,由于《布列斯特和约》给苏维埃政权带来的割地之辱,在沙皇俄国版图上崛起的苏联与德国可谓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列宁为了这个武力挟制下的条约,甚至要承担自己是德国间谍的流言。
     但是,德国和苏联之间的这种仇恨,很快就改变了。改变这种格局的首先是因为一个国家的诞生。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毕苏斯基元帅,利用协约国集团的胜利,成功地使波兰在被瓜分123年之后得到了复兴。毫无疑问,毕苏斯基被尊为波兰的国父是当之无愧的。但他的国家,却因为夹在德国和苏联两个大国之间,注定会在20世纪中遭受更多磨难的考验。
     对于毕苏斯基和其它波兰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对沙俄—苏联的仇恨是刻骨的。因为莫斯科历史上三次以武力灭亡了波兰,而且毕苏斯基本人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就组织波兰兵团参加了对沙皇俄国的军事行动。
     1919年到1922年,利用苏维埃政权初创时的混乱,波兰军队又主动挑起了与苏联的战争,并且一度深入苏联腹地,这当然不会让克里姆林宫对这个新兴的国家有多少好感;而苏联红军后来的反攻和在波兰境内的放纵,无疑又加剧了波兰人对苏联的仇恨。
     在波兰的西面,因为德国的“土地”在协约国的主导下成为了波兰领土,德国人对这个新兴国家的仇恨自然也是刻骨铭心。但泽成为了“自由市”,波兰走廊则割断了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的联系,更使得德国人把波兰国家的存在作为一种耻辱。
     在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德国国防军的首脑和外交政策的决定者冯·西克特大将,在1922年就告诉政府:“波兰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与德国生存的基本条件不能并存。波兰必须消灭,而且一定是会消灭的。”而即使是德国的共和制新政权,对西克特的这一思想也是十分认同的:消灭波兰“必须是德国政策的基本动力之一”。
     至于波兰的缔造者毕苏斯基,在1917年时因为拒绝宣誓效忠于德国皇帝,被德国人一度关入马格德堡监狱。这自然也不会使他主动致力于同德国的和解。通过1926年戏剧性的政变实现军事独裁之后,为了在两个敌意甚浓的大国之间赢得生存空间,毕苏斯基为波兰建立了联合法国来与德国、苏联抗衡的外交路线。
     就这样,因为领土积怨甚深的德国和苏联,在被凡尔赛和约排除在欧洲主流之外后,以波兰问题为切入点,在重新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这个问题上很快找到了共识。虽然俄国军队1915年被西克特在波兰的哥特宁重创过,但在动荡的1920年代以后(这期间苏联人曾怂恿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柏林的魏玛共和国一直把苏联当成最可靠的伙伴。而西克特将军重建德国武装力量的努力,也在苏联广袤的平原上找到了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