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默契正像欧洲20—30年代国与国关系一样变幻无常。1926年以后,迅速增长的工业资本支持着的右翼力量逐步控制(最初的代表应该算是兴登堡元帅而不是希特勒)德国政权之后,苏德两国的关系又开始疏远了;国力同样迅速增长的苏联,则试图通过德国共产党,再一次开始了颠覆魏玛共和国体制的努力——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与初登政治舞台的希特勒,颇有相似之处。
     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在表面上始终是一对死敌。双方的街头力量斯巴达克团和冲锋队在政治斗殴中死了很多人。但有意思的是,由于在瓦解柏林现政权方面的默契,在纳粹党以和平方法获得政权的道路上,德国共产党总是在关键时候成为了一支被纳粹党利用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是纳粹党以共产党组织“国会纵火案”阴谋叛乱为名,通过了“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开始了纳粹在德国的专制时代。
     对此,战前长期在德国生活过的威廉·夏伊勒在谈到希特勒崛起的时候,曾无可奈何地评论说:以莫斯科“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理论为指导的德国共产党,居然还在期待着法西斯在夺权后迅速自我崩溃、从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对德国共产党的挑战,也就意味着对莫斯科的亵渎,随后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直接交锋,波兰东西两侧的这两个大国,仇恨又渐渐地加深了——苏联对德国政权的简称变成了“法西斯野兽”;而德国则开始与法西斯兄弟们去建立“反共产主义”协定。
     在毕苏斯基的独裁下,波兰外交政策的基石是与法国的亲密关系。苏联与德国交恶,原本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更好的生存环境。但是在希特勒准备从法国开始清算凡尔赛和约而需要赢得在东部获得安宁时,1934年1月,老迈的毕苏斯基在希特勒的建议下,波兰与德国签定了友好条约。这不但使对德国充满敌意的苏联感到了威胁,也让波兰的保护人法国体会到了背叛的感觉。1935年波兰人以20万人的送葬队伍告别开国元勋毕苏斯基元帅后,这个国家开始自己更加盲目的年代。
     由于没有谁的威望能够使独裁体制得到延续,一群把持政府各个部门、曾在波兰军团中参加过对俄战争的军官们开始各自为政。事实上成为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小独裁者”——非常遗憾的是,这群头脑迟钝的上校们既贪婪、又短视。
     如果不把军事观念陈旧作为缺点的话,波兰军队总司令和理论上的政府首脑爱德华·雷茨—斯米格里元帅应该算是个合格的军人,但决不能被算个政治家。把持外交政策的约瑟夫·贝克上校,尽管有“最狡狯莫测的政治家”的“美誉”,但其思路却从来没有什么前瞻性。他与大多数波兰人一样是激烈反俄的,但他的另一个特点是也非常不喜欢法国人。在1923年在巴黎任波兰大使馆武官时,他曾经被法国当局以间谍行为的罪名驱逐出境。
     在这个年代里,波兰同法国关系的削弱,除了波兰人的背叛,当然也还有更深的理由。尽管法国还是欧洲秩序名义上的主导者,但在20—30年代欧洲经济的高速成长中,法国已经被德国、苏联这样的国家越来越远的抛在了后面(按照保罗·肯尼迪的计算,到1937年时,德国的综合战争潜力是14.4,苏联是14.0,而法国仅有4.2),而且法国连边境附近的莱茵兰非军事区都无法保护,又如何能维护千里之外波兰国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