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事溃败，毛泽东相信中共可能成为美国援助的对象还在1943年秋开罗会议召开之前，为了设法造成国内缓和的政治局面，以便于与美、英讨价还价，蒋介石曾指示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分别采取缓和措施，与共产党重开谈判。鉴于1944年1月开罗会议举行，其宣言宣布美、英、中三国在远东战后将共同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毛泽东也再度注意到这一新的形势对国民党巩固战后地位有利，因而“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他因而提出，“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故他决定“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力避由我起衅外，拟先派林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毛泽东关于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又一度公开表示了“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周恩来关于中共拥蒋抗战与建国的方针始终不变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的态度，并于4月29日派林伯渠前去谈判。
     然而，经过了几次政策反复和交涉失败之后，这个时候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于此次谈判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相对而言，由于此次谈判的背景是蒋介石有《开罗宣言》和因开罗会谈提升起来的大国领导人地位，因此中共的应对明显处于被动状态。故中共中央最初的决策还是预定向着“协调”的方向发展，并不主张谈判破裂。毛泽东1月间甚至明确告诉国民党联络参谋称：谈判可以1940年何、白皓电，即所谓《中央提示案》的要求为基础，西北问题可通过反攻时胡宗南部与中共边区部队按比例开赴前方来解决。《毛泽东关于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林伯渠本着这一精神于4月29日离开延安经西安，赴重庆谈判，自然也是向着和平的方向努力的。
     意想不到的是，谈判还没有开始，4月20日日军就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攻击了国民党在河南黄河一线的守军。不数日，国民党数十万大军丧城失地，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使得国民党在国际国内舆论面前顿时威信扫地。毛泽东对国共两党实际力量对比和对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也立即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