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着中国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的基本出发点。而由于取得美国的承认和援助能够有效地壮大自己并削弱国民党蒋介石，共产党人当然会为此而努力。为了消除美国人对自己与苏联关系的担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说明自己“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而苏联既没有条件也不会深入到中国的事务中来，因为在国民党极力反对苏联介入的情况下，这样“只会造成中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为了减少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距离，他们更是致力于说明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毛泽东告诉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因为中共的土地政策只是逐步实现减租减息，其工业政策是要“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实现工业化，他宣称：“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转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83年11月5日。。
     当然，这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不期望来自苏联的帮助，苏联毕竟还是他们用来衡量一切国际关系的标准。这也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这毕竟是他们革命的最高目标。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距离他们还十分遥远。而南斯拉夫共产党成功取得英国援助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同样可以利用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武器弹药，来成就他们革命的目标。而目前自己这种孤立无援的状况和公开主张的最低纲领，恰恰是能够让美国人接受和感兴趣的一种优势条件。
     中共中央发出威胁：要么成立联合政府，要么中共另组解放委员会不论美国政府对于来自美国较低一级的年轻外交官反映中共上述观点的报告是否真正重视，深入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军官们和作为观察人员之一的年轻外交官谢伟思，对共产党人的印象如同其他来到延安的美国记者一样，是再好也没有了。他们不仅接二连三地通过重庆的美国大使向华盛顿强调中共的军事和政治价值，而且日益意识到改变美国的对蒋政策的重要意义。为此，谢伟思在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时，即向他通报了美国政府给其驻华大使高斯关于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的训令的情况，这种情况无疑使毛泽东感到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