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有实力，有地盘，拿不下全国，我们也可以搞联邦的办法来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而实际上，依据河南发生的情况，事实上很可能我们的力量要强过国民党。如果反攻非用我们不可，罗斯福很可能会选择共产党，直接援助我们，那样我们就会变成铁托，“解放中国的责任就要我们担负起来了”，“我们要争取变铁托”《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报告》，1944年5月21日、6月5日。。
     1944年6月，国共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双方各执一端，决无调和余地。但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态度尚属温和。借国民党开放封锁，允许少数中外记者进入中共区域进行采访之机，中共中央表现得心平气和。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纪念联合国日的社论，说明成功坚持抗日的原因。他声称：共产党成功的关键在于“实行民主，依靠人民”。而国民党却“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只知道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毛泽东公开表示，希望正在来华访问的美国华莱士副总统等能够“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4日。
     公开表示对于华莱士的希望，这是中共中央对欧美外交政策在观念上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此后不久在一份指示中所说明的，在今天这种“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的情况下，“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尽管“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其革命性不大”，但英美资产阶级“如美国罗斯福、华莱士一派”，由于比较着重于联苏与民主，则革命性却较大。在这里，一切都应以联苏与民主为基本标准，是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本着“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进行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英美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1944年7月13日。
     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手法已经运用得十分娴熟，它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在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它认定，凡符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利益或适应其要求者，都是好的；凡不符合这一利益或不合乎这一要求者，都是不好的。由于美、英与苏联的联合，以及美国政府外交人员所表现出的对于中国民主进程的关注和对国民党军事以及政治状况的严重不满，中共中央深感自己有可能像欧洲得到英国援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样，也能够取得美、英政府的承认和援助。既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观的前景，他们当然会不顾一切地努力去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