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卑鄙的是他们还千方百计地诱逼杨勇自杀。他们把杨勇关在五层楼上，撤去哨兵，窗户大开，桌上摆着绳子和整瓶的安眠药。杨勇每当对这种逼供和折磨抗议时，总会有人暗示说：“受不了，你可以死嘛。”有一次，连续几天几夜审讯，杨勇实在熬不住了，就对他们说：“好吧，你们拿纸来，我按你们的要求交代，可得先让我清醒清醒……”话没说完，杨勇已经倒在椅子上打起呼噜来，整整睡了一天。专案组来催材料时，杨勇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真可谓“严刑何所惧，浩然正气来”。专案组的人气得暴跳如雷，罚杨勇站了16个小时，看着这些人变形的嘴脸，杨勇硬是紧咬牙关坚持着，不低头认错，结果弄得腿脚肿，连鞋子也穿不上。在这样的折磨下能活下来，除了坚定的信仰外，还必须有能够战胜自我的勇气和豁达。杨勇是威慑八方的将军，但他也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最普通和乐观的凡人，环境再不好也吃得下，睡得着。有时，专案组的人折腾到半夜，全溜号吃夜宵去了，把杨勇一个人搁在那儿自我反省“问题”。杨勇可不管那套，专案组的人前脚走，他随后也跟着去了。他对专案组的责难反驳说：“你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你们审我是加班，我干了一天活又受你们的审也是加班，夜餐我也得吃。”噎得那帮人哑口无言，只会干发脾气。
    将军不是文人墨客。自杀，也不属于曾历经无数死亡和挣扎的战士阶层。
     1970年2月，邯郸裴堡农场生产连突然召开紧急会议。指导员对全连官兵说：“受上级命令，我们全连在看守一个叫‘老杨’的‘三反分子’。老杨是个大黑帮，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有严重问题的右派。我们与他斗争了好几年，都没能使他认识自己的问题，这足见其反动立场的顽固性……因此，把他下放到我们连里进行劳动改造，一边劳动一边继续作检查。”指导员讲完后，一位上级保卫部门的代表向全连宣布了不准单独与老杨接触；不准老杨单独活动；不准他邮寄信件，要寄必须通过上级党委；不准暴露部队番号；不准私自将报刊和有关文件给他看等“十不准”。而且扬言如果谁违犯了这“十不准”，要受党纪军法惩处。
     就在动员会召开的同时，被称为“老杨”的杨勇正坐在一辆驶往裴堡农场的北京212吉普车里，当然还有随同前往的专案组的各色人物，这些人坐满了好几辆小轿车。杨勇望着窗外移动着的华北平原，禁不住思绪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