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原因是原红1军团的干部对原红3军团干部的不尊重。王平上将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哈达铺整编以后,从原红1军团调到第2纵队的团干部在各大队担任副职或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等。这样安排是有用意的,是准备将来接替红3军团那些需要“重新武装头脑”的干部的。11大队政治处主任(据笔者考证,当时11大队没有编政治处主任,只有党总支书记),就是从1军团来的,大队的许多事情,他不向王平报告就直接向纵队汇报,有时还拿纵队的指示来压王平。他抓整顿纪律很积极,连长阮亭的连里有两个战士开了小差,他就提出应该开大会批斗阮亭,王平不同意,他就直接向纵队领导汇报。纵队领导打电话找王平,王平很生气,在电话中讲:“是政委领导主任,还是主任领导政委?要么把我调走,要么让他当政委,我当主任,我服从他的领导,像现在这样,这个政委我当不了。”纵队司令员彭雪枫知道后对王平说:“你们还是开个会,把开小差的问题讲讲。”谁知在会上意见分歧,连长阮亭反倒被抓了起来。
     在战争年代,部队中发生的上述情况,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有些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从红1军团来的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政治保卫机关甚至提出来要在红3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
     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等“左”的意见一提出来,遭到了红3军团干部的强烈反对,黄克诚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同志脱离群众,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个别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处死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十分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
     彭德怀听到这些问题后非常气愤。特别当听到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说原来红3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时,大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