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而不党”荐贤能，还必须举贤不受恩怨蒙蔽，宋代欧阳修就是一个典范。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欧阳修参与国家大政时，在同一札子中推荐了可以出任宰相的有吕公奢、司马光和王安石三人。朝野都知道这三人与欧阳修有矛盾。吕公奢本来嫉恨欧阳修为范仲淹的同党，欧阳修被贬谪滁州，吕公奢在中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司马光在濮议之争中不与欧阳修同心协力，反而排挤他，帮助吕献可。其中，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最令人钦佩。王安石最初并不认识欧阳修，后来曾巩极力向欧阳修推荐，并希望王安石能主动与欧阳修交往。可是，王安石始终不肯主动找欧阳修，直到宋仁宗至和年间他出任群牧判官而欧阳修从外地调回京城时，欧阳修才开始了解王安石。有一次，欧阳修写了“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的诗句送给王安石，可是王安石还认为欧阳修并非真正了解自己，写诗酬答道“他日傥能窥孟子，此身安得望韩公”，以孟子自许，而将欧阳修当成韩愈。然而，欧阳修并不因此产生仇怨，当王安石又以尊崇经术儒学为己任而不追随欧阳修时，欧阳修仍然大力举荐王安石为相。欧阳修胸怀坦荡，对吕公奢“忘其嫌隙”，对司马光“忘其议论”，对王安石“忘其学术”，全然不计这三人的仇怨，照样推荐他们做宰相。 “比而不党”荐贤能，并非易事，只有出于公心，才能破除障碍。唐太宗时，有人弹劾魏征结党营私，太宗派中书令温彦博去调查，结果查无此事。太宗命令温彦博责罚那位弹劾者，并说道：“今后朝廷官吏不能没有亲朋。”魏征听说后，立即上奏反对：“如果君臣上下都徇亲朋私情，那么国家的兴盛与灭亡就不得而知了。”太宗听到魏征的奏请后，感到很惭愧。唐高宗时，一些公卿大夫生怕举荐人才被诽谤为拉帮结党而不敢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唐高宗就大力鼓励他们为国家利益不能苟且偷安，竞相沉默，而要不顾忌恩仇利害，积极推荐贤者。所以，唐太宗贞观、唐高宗永徽年间被称为太平兴盛时期。北宋时的包拯高度评价了唐太宗唐高宗“广延纳之道，推至公之心”的做法，奏请宋仁宗“凡进用庶官，裁处大事，必避形迹，以为公道。”凡选拔官吏，一定要避免结党的嫌疑，才是公正之道。让有才能的人不因有亲朋关系而不被举荐，让没有才能的人不因有亲朋关系而不被罢免。 “比而不党”荐贤能，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光辉的一页。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大臣荐举》记载，明代洪熙、宣德以来，大臣有公正荐贤的风气。那时举荐贤才，都是根据被荐人的名望，严格考核其才能、品行，然后上奏朝廷。如李贤为宰相时所举荐的年富等人，都成为了一代名臣。朝廷中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经他们之手荐用了不少德才兼备之才。如当时的于谦，就被三杨所看重，凡于谦有奏请，就全部允准。于谦每到京城议事，常常分文不带空囊而来，权贵大臣休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待三杨去世，于谦很快就被降为大理石少卿。由此可见，三杨举荐人才，都是出于公心。杨溥当宰相时，他的儿子从故乡到京城探望他。杨溥询问一路经过的府县哪个地方官员好，儿子回答说江陵县令很不好，接待时太简单随便了。杨溥了解到这个县令是范理，就暗自记在心里，并很快将他提拔为德安府知府。范理到任，果然政绩卓著，接着又很快提升为贵州左布政使。有人劝范理应致书感谢，范理却说：“杨溥身为宰相，为朝廷选拔任用人才，并非是徇私情，而是宰相份内的事，这有什么好谢的呢？”范理始终没有去过一封信表示感谢。直到杨溥去世了，范理这才去祭奠他，并失声痛哭，以谢杨公知遇之恩。 透过历史烟云，可以看到在选拔官吏方面，以权谋私，结党营私的腐败现象几千年来腐蚀着国家政体，但“比而不党”荐贤能的事迹也历代不乏其人，且多被传为佳话，一直为后世所称道。《左传》引用《尚书·洪范》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一句话，来赞美祁奚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光明磊落气度，赵宣子、鲍叔牙、欧阳修、“三杨”等先贤的高山景行同样难能可贵，即使千年以后的今人，感时抚事，也不能不高山仰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