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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不负有心人，包产到户结硕果。1979年，肥西县山南区获得空前大丰收，仅夏季小麦总产量就达3000万斤，比1978年午收增产了两倍，上缴国家1980万斤，仅午季就超额完成全年定购任务(任务为1870万斤)。而没有包产到户前，该区每年午季只上缴国家100万斤左右小麦。1979年全县全年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13.6%，向国家净贡献粮食是1978年的3倍。这一年，肥西县向国家贡献粮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被国家商业部评为售粮百家先进县和百名油脂销售大县，荣获金质奖杯。 天降大任，万里主政安徽 安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起始与成功，得益于万里主政安徽。 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主政安徽后，首先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农村，看农业，看农民，跑遍了全省大部分地区。在调研中，他发现安徽作为农业大省，农村问题远比城市问题严重得多。他认为，农民吃不饱，生产搞不好，主要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根本原因是党在农村的政策脱离了实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以极大的胆识，大胆纠“左”，破除旧的框框，支持改革，推进改革。 万里在主政期间，出台了哪些重大的政策措施呢，他是怎样支持农村改革的呢? 首先是制定“省委六条”，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突破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框框。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其主要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六条规定”的中心内容是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把贯彻“六条规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规定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却成了禁区，成了“唯生产力论”，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批，要割，要砍的。历史地看，这六条政策规定，在当时是很大的突破，可以说，它是粉碎“四人帮”后徘徊的中国诞生的第一份关于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的开拓性文件，在全国率先突破了农村既定政策“左”的框框。《省委六条》的产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它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起了启动和开拓的作用。 《省委六条》明确提出农村工作“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率先实现了农村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2月14日至16日，万里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他指出：“‘四人帮’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把思想搞乱了”，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来是普通的道理，就是被‘四人帮’搞乱了。”“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生产搞上去。”接着，在4月3日召开的全省各地市生产电话会议上，万里又对“以生产为中心”进行了强调。 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以万里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即响亮地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这对跃跃欲试要走改革之路的安徽农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对此，《人民日报》3月初给予报道，并指出以生产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口号……安徽省委在农村及时地重提这个口号，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果断的行动，对搞好春耕生产和加速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作用。”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罕见的旱灾，大部分地区10个多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旱情造成全省受灾农田6000万亩，400万人缺乏生活用水。入秋以后，旱情更趋严重，田地干裂，禾苗枯黄，秋种无法进行，干部群众忧心如焚。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省委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当即做出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而且引发了“包产到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