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共提前知晓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有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即中共是否参与。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说：“西安事变突起，当时张冲、周恩来都在西安”，暗指这一事变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也有学者认为：陈立夫的回忆有误，当时周恩来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笔者认为，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说明中共提前知晓西安事变的发动，但能肯定的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就做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综合当时的电报来看，中共中央当天分别向正在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潘汉年、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根据地的各兵团发出电报，对国共谈判工作、军事工作等作出初步安排，并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了应对西安事变的计划。从这些电报的内容来看，中共的主要意图是要审判蒋介石，并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组织抗日联军，最后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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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谁先提出的?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共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经历了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反而是一度有“除蒋”的打算。现在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是谁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大多关于西安事变的论着都不同程度地叙述了周恩来1936年12月17日到西安后，当面向张学良分析事变存在更好和更坏两种前途，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当全国抗日领袖，争取好的前途。
还有学者评价：周恩来提出的“保蒋安全”策略抓住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核心问题，中央当即接受了这一意见，从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导方针(潘利红：《周恩来与西安事变》，《学术研究》1998年第2期)。有学者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周恩来作为中央代表，虽可根据形势相机行事，但不可能在重大问题上置中央的既定决策于不顾。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叶扬兵：《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还有一种争论，即中共中央在12月20日之前是否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报。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有几封往来电报提及此事，如12月17日，毛泽东回复张学良对于苏联态度的询问：“我们对远方(指共产国际——笔者注)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18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16日的来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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