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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毛泽东才致电周恩来告知共产国际的来电内容。12月21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大多学者以此为据，认为中共中央在此前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电报原理、机要纪律、政治常识还是当时的具体做法，都不支持共产国际16日来电“完全译不出”的说法，但也不能夸大共产国际16日来电的作用，中共中央的政策转变是在多方博弈中力争利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陆旸、孙果达：《西安事变共产国际的16日来电考》，《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笔者认为，对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决策转变，不能仅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来解读，还要更多地从中央对当时形势判断的变化来解读。在西安事变之初，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而实际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原来设想审判蒋介石和争取抗日派的条件根本不具备，严重的内战威胁摆在面前。要阻止这种严峻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是如何被释放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基本都认为：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拉着杨虎城，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释放了蒋介石。而且，周恩来对此也是不同意的。随着蒋介石、宋子文日记和张学良口述材料的公布，更多的学者开始认为是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帮助蒋介石离开西安的。而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周恩来是否知道并同意蒋介石12月25日离开西安。 大多论着认为，周恩来12月25日在蒋介石走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关于周、蒋见面的内容是记述12月24日晚的谈判情况。有学者认为，这封电报中提到的谈判是在12月25日上午，而不是12月24日晚上，他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情况拖到第二天晚上才报告中央。此外，电报中还提到“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这在宋子文、蒋介石日记里没有反映。其中内情到底如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不排除在当时复杂情况下周恩来临时做出改变决策的可能。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对释放蒋介石是知情的，但对张学良亲自护送是不知情的。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之前，周恩来就劝过他不要亲送蒋介石。周恩来得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后，立即赶往机场想再次劝阻，但为时已晚。12月25日发生的事情，周恩来也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对此表示认可，并认为“大局之好转是有相当保证的”。毛泽东还在当晚的一封电报中提到：“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81、275页)对于此事，周恩来以后有几次论及，都是叹息张学良不该亲送蒋介石，而从来没有责备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