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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心存大忠，却无大智，这就铸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剧。 方先生选择了“死”，决心以身殉难，这仍然值得我们尊重，但我们并不赞成方先生的这种死法。 方先生可以阖门不出，顶礼焚香，自刭于家;方先生也可以青衣素服，仰天长啸，自沉于水;方先生甚至还可以朝服冠冕地出现于金銮宝殿，义正词严宣布自己的主张后，触阶或触柱自杀而亡。朱棣对方孝孺“城破之日，必不降附”早有思想准备，因而对他的这几种自杀方式不会感到意外，也就不会引发怒火万丈，逆鳞喷血，更不会导演出“灭三族”、“灭九族”，乃至“灭十族”的悲剧。方先生也就死得其所了。  说不定，朱棣为了讨好士人，安抚满朝文武，借重方孝孺的威望，对他的死来一个假惺惺的欷不已，给他一个旌表，给他的家属以应有的安抚——类似的例子在改朝换代中比比皆是。这样，方先生保持了名节，子孙也享受到了余荫，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即使朱棣穷凶极恶，继续施逞淫威，仍然是“三族”、“九族”地杀将下去，那么，后世史家更可以认识朱棣的残暴本质，而不会拿方先生来说事了。 其三，方孝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死法? 严格地说，方先生的死法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决心用一场轰轰烈烈的死来成就自己的名节。登殿，“披麻戴孝”，“哭声响彻大殿”;问答，针尖对麦芒，反宾为主，步步紧逼;写诏，大书“燕贼篡位”，然后“掷笔于地”。逼得朱棣不得不脱下礼贤下士的伪装，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当勃然大怒的朱棣用“灭九族”进行威胁时，方孝孺竟说：“灭十族又如何?” 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可叹的是，这已经是“慷”他人之“慨”了，方先生决心为自己的主子殉葬，又何必搭上这八百七十三条无辜的生命呢? 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指责方孝孺说：“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一个“激”字，点明了方孝孺的心机，唯恐其不怒，唯恐其不杀，唯恐其杀之不多;杀得越多，就越能彰显朱棣的罪恶，就越能展示自己的名节。 于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闹剧”开始了血淋淋的演出：一个是要无限张扬自己权威的杀人狂，一个是想无限抬升自己名节的偏执狂。两强相遇，小民遭殃。 杀!杀!杀!只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当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亲戚，朋友，门生，故旧，认得的，不认得的，昂首挺胸的，浑身颤抖的，乃至于妇幼婴儿……牵引到方先生面前就戮的时候，当一具具鲜血淋漓的尸体如小山般堆积在方先生的面前的时候，他居然无动于衷，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个敢杀，一个能忍，视生命如草芥! 怎么来解释这样一个癫狂的现象呢?有人说：这是两个疯子，“精神变态，心理疯狂”。而方孝孺，则“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泯灭了人性的腐儒”。 方先生的名节总算是成就了，但这个用八百七十三条血肉之躯垫抬起来的名节里，掺和了太多的血污! 呜呼，哀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