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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三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因为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孙中山的事好办，他目瞪口呆听到对自己的指责后，立即写下长长一份材料，将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公家一分钱。他没有说的是，相反，他的哥哥孙眉还为革命捐款一次又一次，在夏威夷经营农场的利润几乎全被这个弟弟象挤奶一样挤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