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时代，变迁得迅速极了。有人说，一百年的人生，在十年中就匆匆过去了。记得十三年以前，一个很冷的冬天早晨，我独自一个坐在课堂里，写《贫民惨剧》的—节对话： “爹！世界上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有的坐洋车?有的拉洋车?” 那时候恐怕列宁还在瑞士某城一个斗室内，替他所办的报纸埋头做稿子。如今俄国的政治，世界的局面，都已大改变了。我在戏里很幼稚地提出而不会回答的问题，幸得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我们也有了希望丁．记得六年前的春天，在第—次奉直战争后，我特为上北方去，想收拾一点戏剧的材料。在火车里听得兵士谈说，吴佩孚战胜的军队，将长辛店阵线上，受有微伤而不碍性命的奉军，多数活埋了。因为奉军身边，都有几十块钱，吴军很穷，不活埋，不能夺取奉军的钱。我当时听了，情感上起了极大的冲动，好几天不能自然。后来慢慢的联想到北方军阀和兵士一切的罪恶，慢慢的对于受虐害的民众发生无量的同情，慢慢的对那作恶的兵±也会发生同情了。但我只是一个从事戏剧的人，别无能力，所取只得费了几个月的工夫，在那年冬尖，完成了《赵阎王》这部剧本。如今已有实行的政治家，起兵将北方的军阀打倒了，欣喜得象那剧本内所描写的事实，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这两部剧本部是有时代性的。我现在全照旧时所作，一些不加修改，刊登出来，为耍忠实的保存着的时代对于我所生的影响，以及我能力所够得到，捉取着的时代背景与精神。还有一点，可以无须乎多声明的，就是《贫民惨剧》与《赵阎王》都是我阅历人生，观察人生，受了人生的刺激，直接从人生里滚出来的。不是趋时的作品(做文字同穿衣裳一样会求时墅)。如果我是求时髦，《贫民惨剧》就不应在民国五年(1916年)写，《赵阎王》不应在民国十—年(1921年)写，都应在民国十五，六年(1926一27年)写了。我敬谨的将这两个有时代性的剧本，贡献在读者诸君之前。同时在序文里，说明我对于戏剧时代性的见解。很惶恐的希望着读者给予我相当的谅解与同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