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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3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先后向中共中央汇报，他们意外地发现，各根据地农民已经在直接或间接地采取措施，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
     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农民两千多年来的热望。在抗战终于结束之时，这个变化正是民心所向。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由各个中央局、中央分局和解放区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研究土地政策。
     1946年5月4日，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等，还有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
     在会议上，刘少奇拿出了历时一个多月，由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与讨论，胡乔木执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率先说：“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民不聊生。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
     林伯渠说：“耕者有其田是我们党早已确定的目标，现在，是该实行的时候了。”
     薄一波说：“这个文件(指《指示》讨论稿)，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会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因为实际上群众已经做了。有了这个文件，‘左’的错误可以减少，特别是党内思想可以统一起来。”
     最终，这个文件顺利获得通过，因为会议日期是5月4日，此后又被称为“五四指示”。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诸多政策中，“五四指示”和随后出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此后被学者们目为重中之重。“五四指示”发出一个多月，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国内形势随即发生了重大变化。
     “回头来看，东北的战事是新中国成立的关键。但在开打之初，谁能够占上风还真难说。”周立波的孙女、学者周仰之说，国民党的军队装备上佳，但共产党最终的胜利主要赢在了民心士气。“军队可以在短时间内整团整师地扩军，跟当时迅速又全面地开展土地改革有关。”她说。
     其实，早在1945年底，毛泽东已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中道破了这一关系——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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