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土改风暴:让农民明白穷并非生辰八字不好(5)
自此,农民们开始明白,自己世世代代的贫穷命运,不是因为“八字”不好。 “道理光唠不行,后来就开了个学习班,专门讲地主怎么剥削人。”郭长兴回忆说,1947年初,农历正月初三,元宝屯开了第一次短期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农会、自卫队、妇女会的干部,也有新发展的积极分子。最初只有二十多人,后来增加到三十多人。学习班共办了八天,以东北局宣传部编写的《农村政治课本》为主要教材,结合讲毛泽东、八路军的故事。当学员们听了赵树理的小说《大槐树底下》,议论纷纷,都说咱们屯里也栽上棵槐树吧,晚上没事就一块谈唠谈唠。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周立波和韩惠觉得这个建议挺好,于是,学习班就增加了和实际紧密联系的一课——“栽槐树”。晚间到谁家唠嗑,“大槐树”就栽到谁家。元宝屯被分成几个区域,每到黄昏,学员们以小组为单位,各自选出一家贫苦可靠的农民来“栽槐树”,把白天听的课给大家讲一遍,有时还唱唱歌,说说笑话。会开热闹了,经常深夜不散。 学习班到了后期,周立波试着引导元宝屯的穷人诉苦,“不要不好意思说,你当着大家的面,谈你过去受的苦,只能得到大家的同情。” 周凤鸣成了土改工作队在元宝屯扎的第一个“根子”。 周凤鸣是山东逃荒来元宝屯的,家境贫寒,性格开朗,敢说敢做。因为他从山东来,听说过八路军打鬼子的事情,接受道理快。 在周立波的帮助下,周凤鸣在诉苦会上谈到自己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无路可走的经历,忍不住放声大哭,引起会场的一片哭声。 有了阶级觉悟的元宝屯人开始站出来,与地主做斗争。地主们被斗倒了,农民分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 《暴风骤雨》用艺术化的方式呈现了这个场景:台上诉苦者的血泪控诉与台下手执红缨枪的村民形象交替切换。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受压迫感和愤怒情绪不断释放、膨胀—— 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 棵棵“槐树”都栽活了,驻扎着区委和工作队的元宝屯小学也越来越热闹。 在学校的大操场里,经常是红旗飘飘,人头攒动。锣鼓声、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控诉、斗争地主恶霸的群众大会接二连三地举行。 春节刚过,周立波和工作队的同志们就分头到“栽槐树”的各户老乡家里,组织穷苦农民讨论,拟出分配土地的方案。郭长兴记得,劳累了一个半月的萧洪达脸又瘦又黄,胡子老长也没时间刮,但精神健旺。他在工作队会议上说:“分吧。分地,分房,分牲口,多多给老百姓一些好处。越快越好。” 可是,对于分地这样的喜事,还有人顾虑重重。郭长兴带着一组人,量土地、评等级、分青苗,整整忙了五天。但有几个贫农死活不肯要地。郭长兴撂下其他工作,跟他们一宿一宿地唠。最后,有个农民才说了实话:“地是想要的,地是命根子,还能不要?就是怕……工作队呆不长远,‘中央军’来抹脖子。” “放心吧,出了问题你来找我。”郭长兴干脆地回答,“你找我,我找别的穷人,一个找一个,一个顶一个,咱们团结得紧紧的,‘中央军’敢来,来一个捉他一个,来两个抓他一对。萧队长说:‘关里八路军就是这样打垮日本鬼子的。’” 一席话,说得那些心存犹豫的人放下了胸口的大石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极大地鼓舞了翻身农民的政治热情,元宝屯及整个东北土改区都出现了参军和生产的两个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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