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土改风暴:让农民明白穷并非生辰八字不好(4)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旧秩序并没有在暴风骤雨下被骤然清理得荡然无存,土改队进村的头一枪就放了个“哑炮”。这后来被周立波用写实的语言记述在小说里。 1947年12月,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开始在《东北日报》连载。十天之后,周立波收到了一封由《东北日报》副刊部转寄的读者来信,署名霜野。 在信中,霜野先是提出了《暴风骤雨》里几处文字语言的细微错误,之后摘录了小说的几个段落,对情节提出了质疑。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被霜野批评的段落出现在《暴风骤雨》的第三节。在小说中,以萧祥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来到元茂屯进行土改。刚到村里就召集全村人开了个大会,结果会议完全失败——只来了些老幼妇孺,而且没过多久就各自找借口纷纷溜走了。 ……戴黑毡帽的老头又说:“……请同志们原谅,我得先走一步,明儿还着忙脱坯。” 看着黑毡帽走了,白胡子也说:“同志我也告个罪,先走一步……”说罢也走啦。往后有的说明儿要去拔土豆子的,有的说要去钉马掌的,也有的说要赶着拿大草的。有一个人说,家里媳妇坐月子,明儿不亮天,自己得起来做饭。一个一个的、三三两两的,都说着,往回走了。 ……赶车的老孙头看这种情形,生气的说:“都是些个满洲国的脑瓜子。”但瞅没有人看见,他也溜走了。 “这个开会的方式写得不太对头。”霜野在来信中说,“我的主观认识是,这个会不可能开得这个样子——溜得落花流水。在未开辟工作的地区,初次召集一个群众会,他决不敢说,我有什么事儿,我有什么什么事儿,而一个一个的都溜了。” “如果看出这是地主的一种诡计,一种花招,而不是把这个大会当做一个群众真正起来的大会,就不会觉得:‘这个开会的方式写得不大对头’了。”周立波在回信里解释说,他不能同意霜野对第三节的意见,“打垮几千年的封建,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一些实际经验不多的知识分子,常常把这当作简单容易的事情,因此常常上了当碰破了头。” 在位于尚志市元宝镇的《暴风骤雨》纪念馆里,工作人员张宇给记者展示了这两封信,虽然信件内容上讨论的是小说的情节设计,却依然能从中看出当年土改时的艰难与曲折。 土改工作队员们发现,农民过着贫困的生活,但他们却认为自己种了地主的土地,是地主养活了自己。要想发动群众闹土改,就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这种思想的荒谬。于是土改工作队员们召集村里的农民开大会。没想到,来开会的农民寥寥无几。后来,他们一打听,地主为了捣乱,请了戏班子进村,农民都去看二人转了。 “多给老百姓一些好处” 土改时期第一任元宝区工委书记韩惠记得,元宝屯人阶级意识的萌发,是从工作队同他们的“唠嗑”中开始的。 韩惠当时只有22岁,年轻有朝气,但是缺少实战经验。萧洪达和周立波等队员多次举办积极分子训练班,通俗地讲解是贫苦农民养活了地主的道理,使他们懂得,只要农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推翻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有力量解放自己。 当时,村里一共有446户人家,有一半都是一人一户,这些人大都是日本鬼子清沟时并进来的单身汉、散兵游勇和关内跑来的光棍,他们一身力气,却两手空空。 周立波喜欢去村民经常聚集的人家唠嗑,盘腿坐在炕上,跟村民们说笑话、教他们唱红色歌曲。从周立波那里,元宝屯人听到了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毛主席、朱总司令、三五九旅、白毛女、吴满有……熟络了以后,村里农民一天到晚找周立波聊天,早上他还没起床就有人来,站在炕头上就聊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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