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久居国外,对国内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据有限的材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虽然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给“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武装反革命”。 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生100周年,他在苏联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反列宁主义的。 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他写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两篇文章。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开后不久,他又写出《“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客观上为王明攻击毛泽东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文章中,王明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充满了奇谈怪论。 在共产国际和延安时期,王明曾积极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表示要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这时,王明无所顾忌,对毛泽东破口大骂,造谣中伤,大肆诽谤,恣意攻击,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积怨喷涌而出。他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军阀”……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王明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王明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封建主义,“天子”思想是毛泽东自我中心说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他甚至说毛泽东的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恋花·答李淑一》等。 人所共知,毛泽东诗词生动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艺术典范。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除别有用心者外,恐怕没有人这样评价。当年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将《沁园春·雪》抄送给友好人士,令其赞不绝口,视为珍品。倒是蒋介石组织一帮文人政客着文攻击,最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王明在《论中国事件》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着空前的悲剧,中国革命的成果遭到彻底毁灭的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我几十年来同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作斗争的切身经验,我首先要说,把中国共产党弄到目前这样的绝壁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这是毛泽东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一腔愤慨,说王明是教条宗派的罪魁祸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机,可谓以牙还牙。 王明还说,“今天,毛泽东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眼里,已成为灾难和谎言的象征,野蛮和残暴的象征,黑暗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象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极为紧张。王明竭力攻击毛泽东,一方面是配合苏联对外宣传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曾经犯有错误,认为所谓的错误都是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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