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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番的疲劳审讯终于彻底瓦解了李君旭的意志，他说出了出身干部家庭的好朋友、袁敏哥哥的名字。“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引自《重》书第33页)。
     不久，包括李君旭在内的十二个被捕者，又被公安局分为了两类。其中七个“要犯”被秘密送出杭州、押往北京。另外的五个人，被以同样隐秘的方式押往临安的天目山。
     命运的大逆转
     袁敏的三个亲人，都和李君旭一样属于被押送北京的“要犯”。他们并没有被送往监狱，而是关在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据袁敏的哥哥和父亲回忆，那个牢房就在长安街沿线、白云路附近，原先是中央政法干校(今中央公安大学)的校舍。
     他们二十四小时不见天日，房间里一盏一百瓦的电灯泡也不分昼夜地照着，不少人连续失眠，以致神经错乱，最后胡乱交代以求过关。直到唐山大地震发生的7月28日，关在北京已经两个月的他们才第一次走出房间，看到天与地。
     据说，他们原本都要被判处死刑。但1976年10月以后，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原本重权在握、下令对“总理遗言”案深入追查的“四人帮”被打倒、粉碎，李君旭伪造的“总理遗言”也被看作一篇勇敢表达全国人民心声的反“四人帮”战斗檄文，只不过所采用的方式欠妥。四个多月后，大部分无辜牵连者都被释放回家—唯独袁敏的哥哥瓜子，依然跟李君旭一起又被关了大半年。
     当时的办案人员曾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袋，蛐蛐儿的笔”。而现实中这两个人又的确是关系最为密切、命运相互纠结的生死朋友。
     “遗言”催人泪下
     不能说办案人员的推论全无道理。因为李君旭写的“总理遗言”中，很多内容的确受到了瓜子及其他朋友的启发。那是1976年2月上旬飘雪的一天，蛐蛐儿、瓜子、阿斗、大耳朵等一群好朋友在一起聚会，在农村插队的大耳朵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的狗肉，这些密切关注时局、担忧国家命运的热血青年，围炉而坐烹狗肉议时政，他们谈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说文件宣布的高层人事变动里怎么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又不知怎么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大家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纷纷设想、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会说些什么。这原本是朋友间随意的谈话，没想到蛐蛐儿却默默记在了心里。回家后他经过消化、过滤、融合，又翻箱倒柜找出胡志明遗言，参考斯大林、列宁遗言等资料，精心“创作”出了那篇足以乱真的假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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