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在《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一开始，你就写到了你哥哥瓜子刚出狱时说过的一句话：“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现在“总理遗言”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你觉得现在来谈和当时谈究竟有什么不同?
袁敏：历史总是要经过时间的冲刷和沉淀以后，有些事情才会明朗，才会有相对的公论。没有时间的沉淀和冲刷让真相浮出水面的话，真的是没法说的。
时代周报：但80年代初李君旭已经接受了一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采访来谈这件事，当时那位作家的文章曾使得李君旭的名字红遍全国。对比他在80年代谈的一些东西，和你现在采访所有当事人之后得到的东西，这之间的差别在哪儿?
袁敏：他当时接受采访，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反“四人帮”的英雄。而我觉得，简单地把其说成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历史的荒谬。我在今天，三十多年以后再来说这件事情，是想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历史真相的本身，而不是给这样的一桩公案下什么定论。
时代周报：在重返1976年、追溯三十多年前那段历史的过程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困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袁敏：最大的困惑或者说困难就是对这个毕竟是弥天大谎的事件的定位。这个事情必然要涉及蛐蛐儿，而他现在又是一个因为这个案件在身体里埋下病根，身心俱损，处境非常惨淡的人。读者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应该能体会到我的两难。我们所有的当事人都不想伤害他，但也不想让他永远沉浸在反“四人帮”英雄这样的虚幻的光环回忆里。
当然他确实是反“四人帮”的，但是，就像我书里写到的蛐蛐儿前女友父亲的话：不管怎么说，“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编造谎言也变成英雄行为了。这句话让我的心当时沉重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要专门写一篇《追寻真相》，这一篇实际上完全是写蛐蛐儿的。
直到现在，蛐蛐儿的目光还是停留在80年代的。他在床上躺了二十年，他和现在的社会完全是隔膜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不能因为这种隔膜，不去揭开历史的真相。尽管确实是两难。
也有媒体的朋友读后，认为我最后还是没有打破历史的谜墙。我给这位朋友回了一封信说：历史的谜墙有时不必穿透。我觉得历史有些地方真的是无解的。现在档案还是尘封的。我写“重返1976”的过程中也曾尝试通过关系找公安部门，想看看那一段的档案，但还是不能看。如果原始档案不能看，那就是无解的，这堵历史的谜墙就是穿不透的，但是我觉得穿不透并不影响人们看这个历史大事件当中人物命运的轨迹。我想我真正要表达的是历史洪流当中的人，包括人性的复杂在历史面前的呈现，而不是仅仅为了回顾这段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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