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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杜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昧心为美国服务”，“(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胡适从美国来到台湾时，蒋介石把转载了胡思杜文章的那份香港《大公报》送给了胡适。蒋的本意是以此谴责“中共暴政”造成“骨肉反目”，而在胡适看来却是蒋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道：“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所说“总统令郎”，不言而喻指蒋经国1927年在苏联发表文章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胡适之言，使蒋介石十分尴尬。 笔者在台北也前往北投，参观于右任的故居“梅庭”及纪念馆。于右任是诗人、书法家，也是国民党元老。1947年于右任出任第一任监察院院长，到台湾后仍多年担任此职。1964年11月10日在台北病故，终年86岁。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在于右任弥留之际，他的长子于望德，会同于右任僚属李嗣璁等一起打开于右任的自用保险柜，以求查找遗嘱。不料，保险柜并无遗嘱，只有多册日记以及一张借据，那是于右任的第三个儿子出国留学时，因旅费不足，于右任向副官借了三万元台币(当时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月薪五千元台币)。此外，并无一点金银财宝。于右任平日有余钱，总是接济困难朋友。他曾多次向陕西三原乡亲父老捐款。于右任在三原的秘书张文生曾把贴满五大本的捐款收据呈送于右任过目，于右任翻着厚厚的账簿说：“这些账簿都烧了吧，不要叫我的子孙看见之后将来前去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 他的长子细细阅读父亲的日记，发现父亲晚年体力日衰，在1962年初就预料自己余日不多，在日记中写下类似遗嘱的话。 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段话的下方，于右任署名“右”字，而且还加注一句话：“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接下去，又写道：“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不得大陆不能回乡。” 10天之后，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道：“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两天后，于右任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歌，旁注：“天明作此歌”。这首歌，就是后来传遍海峡两岸的《于右任遗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