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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到的是，日记中《于右任遗歌》的最后一句是“山之上，国有殇”。可是当时台湾中央社在发表有关于右任遗言的电讯中，误为“山之上，有国殇”，以致许多引用者均误为“山之上，有国殇”。 海峡此岸政要的日记 海峡此岸的政要们，也有记日记的，只是没有海峡彼岸那么普遍。 向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有记日记的习惯。然而我在1989年9月16日采访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夫人董边时，她谈及田家英的工作，提及“为毛泽东保管日记”。我当即追问，毛泽东记日记吗? 董边说，她曾见过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写的日记。笔者请她详细回忆，据她说-- 毛泽东不用市场上所售的那种日记本记日记。他的日记本与众不同，是用宣纸订成的，十六开，像线装书。 毛从来不用钢笔记日记。平日，秘书总是削好一大把铅笔，放在他的笔筒里。他的日记常用铅笔写，有时也用毛笔。 毛的日记本上没有任何横条、方格，一片白纸而已。写的字很大，一页写不了多少字。日记很简单，记述上山、游泳之类生活方面的事。他的日记不涉及政治，不写今天开什么会，作什么发言。 毛泽东的日记从未公布过。随着时光的推移，也许世人有朝一日会见到公开出版的别具一格的毛泽东日记。 我采访过多位毛泽东秘书。据他们告诉我，毛泽东秘书每天要填值班日记。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好的表格，要填写毛泽东每日的活动。这些值班日记，交中办秘书局保存，如今已成为研究毛泽东的重要档案资料。这些值班日记，最初由机要秘书徐业夫和罗光禄记，后来由罗光禄和高智记。叶子龙也记过。 周恩来不写日记，但是我在中央档案馆看到周恩来的一大堆台历。周恩来的习惯是在台历上逐日记下工作要点，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日记。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是记日记的。我在《“约法三章”历史谈》(《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一文中曾写及这些内容。  1995年6月27日，笔者在北京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问及陈云是否写日记。于若木说，陈云不记日记。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都作记录。 笔者著有《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一书，据胡乔木夫人谷雨告知，胡乔木有记日记的习惯。在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江青一伙要胡“交代”与邓小平的关系。胡乔木不得不查阅自己的日记，在1973年至1976年邓小平重新工作期间，他到邓小平那里去了25次。依据日记写“交代材料”，这也是世所罕见，由此可见胡乔木的日记相当详细。不过笔者在采访另一位“大秀才”陈伯达时，问他是否记日记，他摇摇头。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是记日记的。王任重擅长文笔，在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时，发起组织了以“龚同文”为笔名的写作小组，发表许多短论、杂文，不少文章出自王任重笔下。王任重的日记富有史料价值。1959年6月24日，王任重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他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这样，陈云得到了重新起用，负责整顿被“大跃进”搅乱了的中国经济。 国务院前总理李鹏是记日记的，其中的一部分已公开出版，如《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的部分日记，也已公开出版，如随毛主席转战陕北、随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不过，看得出是后来加以补充的。他当年陪同毛泽东外出，哪有时间每天写几千字的日记?其实在出版时，应当标明哪些是日记的原文，再标明哪些是后来的补充，这对于保持日记的真实性是很重要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身地质专业，却有着很好的文学修养。我注意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提及他每天记日记。 顺便提一句，笔者曾问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钱学森记不记日记?钱永刚回答说，不记，但是记了一本又一本工作笔记，这些工作笔记上都有年月日，相当于日记。只是这些工作笔记涉及火箭、导弹，属于国家机密，至今仍锁在国防部的保密柜里，连他都不允许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