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6日，史量才到杭州疗养，13日由杭州返沪。 戴笠得到史量才已去杭州的消息后，即率赵理君等特务去杭州布置，并将特务们经常搞绑架用的一辆别克牌汽车开到杭州，停在浙江警官学校的车库内，当时准备了两个车牌照，一个是仿制的京字72号，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并选看了动手地点，探听好史返沪日期。 13日这天，史量才乘自己的防弹汽车由杭州驶返上海。全车共六人: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与司机坐在前排，史量才夫妇和一个亲戚周女士坐在后边。 下午3时许，车开到翁家埠站北约二华里处，见一辆京字72号车停在路上，五六个人围在车旁，有的在修车，有的正在四处张望。史量才的车开到离此车一丈远时，忽听一声呼哨，这些人一齐拔出枪来，向史的车射击。司机一着急，“吱”的一声刹住车，恰好停在这几人身前。一时间子弹横飞，枪声震耳。史咏赓急忙启门外逃，受伤后跑到翁家埠站呼救。史量才夫妇与周女士亦跳下汽车奔逃。有两个特务见史量才跑了，急忙持枪追击。史量才跑出半里远，钻到一个农民家里，穿堂而过。追击的特务一看，两人一打招呼，一个追踪入内，另一个绕到后边堵截。史量才刚冲出后门，被特务一枪打在脚上，趔趄着跑到一个干涸的池塘旁边，倒在地上。两个特务追上去，向史量才头上连开两枪，一枪从口入脑，另一枪由左耳打入，俱中要害，当即死亡。司机黄有才、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也被打死。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特务们见目的达到，飞车逃走，中途将车牌换了，半夜开回鸡鹅巷53号。枪声停下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赶到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史量才被暗杀后，全国震惊，纷纷声讨，要求政府缉拿凶手。蒋介石也故作姿态，表面上，一面电令浙江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一面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史量才的家属表示慰问。背地里，却发给行动特务五千元进行犒赏。同时，压迫《申报》顺应国民党，停出“自由谈”副刊和《申报月刊》，并迫使《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与《申报》脱离，独立经营。 就这样，戴笠又帮助蒋介石“摆平”了一个对手。 盟兄之死 1936年11月30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职业杀手王亚樵在梧州被刺身死。实际上，王亚樵是被戴笠派人刺杀的。 王亚樵本是戴笠的金兰换帖的兄弟，早年还资助过戴笠。入黄埔前，戴笠在###会中混事，曾到安徽在上海的同乡会馆拜会王亚樵。当时，王亚樵正是安徽会馆的首领。戴笠正在上海流浪，无衣无食，经人介绍，结识了王亚樵。王便将其列为帮会兄弟，支一份生活费给他，戴笠便在王的手下东跑西颠，帮些小忙。后来，戴笠回乡组织自卫团，维持家乡治安。王亚樵恰于其时被浙江督军卢永祥任命为浙江别动队司令，在湖州招兵买马，组建部队，便写信给戴笠，请他来协助。 戴笠到湖州后，在王亚樵那里又遇到了胡宗南和胡抱一，四个人便结为兄弟，以王亚樵年纪最长，成为三人的盟兄，王亚樵即任命三人为纵队长。当时戴笠正为筹建自卫团时欠下的很多债务而发愁，听王亚樵答应帮助归还，便也兴高采烈地接受任命，并追随王亚樵参加了直皖战争，以为就此发展，可作晋身之阶。不料，战争结果，卢永祥被孙传芳打败，通电下野，王亚樵等人也作鸟兽散，各奔他乡。 后来，戴笠受蒋介石之命执掌特务处，曾想罗致王亚樵，但因为蒋介石训斥而未进行。而王亚樵这时也因政见问题走入反蒋的行列。但他不加入任何派系，只靠帮会关系，笼络住自己的一套人马，进行各种活动，在江湖上有职业杀手之名。 据说，戴笠这时曾托人带信给王亚樵，意谓:你如反对蒋总司令，我必杀你。王亚樵也表示:“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 这对盟兄把弟困反蒋、拥蒋问题而走到了敌对的立场。但戴笠布置刺杀王亚樵，还是因为汪精卫被刺案。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会后全体与会人员合影时，一位记者突然从摄影机中抽出一把手枪，对准居中的汪精卫连放三枪，将汪击成重伤。行刺者本人亦被当场打倒，第二天即死去。经查，此人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 汪精卫被刺后，一时在国民党内搅起了轩然大波，恰恰这天蒋介石又没有参加摄影，人们便怀疑是蒋介石所为。阎锡山、冯玉祥当即向蒋介石发难，李宗仁、白崇禧也致电蒋介石:话中有音的责问:“会场森严，仍来暴徒，亟应严办，以惩凶顽。”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也当面指责蒋介石:“你不想用汪先生就说话嘛，何必下此毒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