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翁同龢的弟子在王伯恭的《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甲午未开战前翁同龢的真实想法: “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 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 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 除了“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的盲目自信外,“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才是翁同龢的真正关心所在。抱着看好戏然后整肃淮系北洋的目的,光绪的帝党就如此轻率地开了战。 在派系意识和派系利益侵蚀朝廷安危的思考,甚至凌驾其上的情形下,谁才真正称得上是真正的不幸? 就光绪而言,中央向地方实力派督抚逐步收权天经地义。而光绪新掌令权,踌躇满志,且他相较于其他实权人物,同李鸿章与北洋最无渊源,加以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鼓励支持于侧,帝党新锐唱和于下,则光绪对北洋,能收即收,翁对北洋则能削即削。轻率的选择开战,正是从削弱李鸿章而非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做出的决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