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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鸿章的尴尬与无助相比，光绪自亲政以来，决策权威的建立犹未完全，正跃跃欲试于经此一战，达到他们立威固权的目标。尤其日本看起来是蕞尔小邦，较船坚炮利的欧美列强，处理起来要有成算得多，因此不宜示弱;另一方面，较诸其门生天子光绪，翁同龢看待朝鲜外交冲突的角度，就更多元且更积极。而这也正是李鸿章最感忧虑的。政治对手，往往即是所虑者相同，而立场迥异。李鸿章也明白，他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光绪与翁同龢这对师生对自己下手的绝佳时机。这对掌握决策地位的师生，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对耗损淮军及北洋海军是不会因何关系到国家利害而手软的。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而正因清楚李鸿章之所以拉长战线，是寄望外力的盘算，翁同龢与光绪这对师生及其追随者，对外交干预更为冷淡，甚至不以为然。 当面对中日两国在朝鲜对峙的危机时，翁同龢有意将韩事与北洋分开对待。对危机，持稳讲解;对李鸿章，绝不手软。由翁同龢之日记看，他自六月初以来，密集地与门生，也是帝前近臣的文廷式，珍、瑾二妃之兄志锐等会商，日记多记称谈倭 韩事，随后，文、志等接连上疏论朝鲜形式，攻击李鸿章北洋。明称献韩策，实于李鸿章的北洋势力处处打击，不断施压;紧接其后，志锐“倭人谋战朝鲜事机危机请速决大计”摺递入。少有具体措置之建议，而以近三分之二篇幅痛批李鸿章与北洋 人马：批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辄借口于衅端不自我开，望图敷衍了事”;批北洋主将叶志超、海军提督丁汝昌“‘败叶残丁’，不孚群望，意存观望，纵敌玩寇”。 文、志二位与光绪及翁同龢互相密切的特殊身份，间接传达了高层对北洋清楚的立场，这便如吹响了攻李的号角。于是，主战之声愈急，李鸿章与北洋压力愈高。言官余联沅、安维峻等接连上奏。清廷密寄上谕亦针对志锐摺中所言所劾，再次 要求李鸿章留心体察叶志超、丁汝昌这北洋陆、海二主将，给李鸿章一次警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