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身边赞画军机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如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额勒和布,沉默寡言。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外,对外情知之甚少。 另一部分,即以翁同龢为领袖的“帝党”。翁同龢本为一书生,自认“不谙军事”。光绪帝颇重视他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自言:“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也。”可见光绪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其余成员如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骨干,也都是缺乏实际经验、对国外军政状况知之甚少。因为本身他们就出身于上次《重读甲午》中我们已经提到的,对洋务运动较为敌视的清流集团。 这使他们对日本相当轻视,对清军战斗力过于夸大,普遍盲目乐观地认为打败这个“蕞尔小邦”是轻而易举之事。 他们整日在光绪面前吹得都是诸如“八甲船先攻横滨,得手则又进攻;不甚获利,则姑扼其师船出海之路,彼屯高未返之船,进不能战,退无所归,自有坐困之势”;“中国水师虽不能与西洋相抗衡,然敌日本则有余”之类的信息。 在一班清流的鼓吹之下,满朝弥漫着日军不堪一击的盲目乐观气氛。京中主战官员们大都把派兵入朝,进行军事威慑看成是处理中日问题的最佳办法。清流言官纷纷上奏,说中国“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帝党成员志锐也说:“我若急治师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祸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光绪皇帝显然深受其影响。而之前李鸿章的客观估测,成为微不足道的小小“异论”,根本没有进入年少气盛的光绪脑中。 光绪不满李鸿章将对其进行打击 当年少气盛的皇帝遇上老成持重的重臣。李鸿章慎重的分析不但没得到光绪的认同。相反,光绪反而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大为震怒,给李鸿章发出一通措辞严厉的电报:“现在韩倭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直接决定了清廷和战的选择。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