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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郭洪涛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导致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以及主管中共白区工作的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不信任。同时，按照谢子长、郭洪涛的请求，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强领导。由于这样的缘故，不管是朱理治还是聂洪钧，在抵达西北根据地前就都已经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成员有了偏见，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任务而来。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当时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的郭洪涛给朱理治、聂洪钧等反映的关于陕甘边和红26军的大量负面材料对肃反的发生产生了极大的诱发作用。郭洪涛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时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当1935年7月5日朱理治抵达西北根据地后，“郭洪涛向朱理治介绍了西北苏区的历史和现状，在介绍主要负责干部时，既说到他们的长处，也说了他们的短处。 在介绍陕甘边和红26军的干部以及部分陕北干部时，较多地介绍了他们的‘短处’：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的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1933年红26军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是刘志丹的责任;刘志丹、高岗恢复红26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宣传部长)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26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