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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代’(这里指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要求朱理治到西北后要信赖郭洪涛，解决陕甘边和红26军‘右倾’问题，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因为郭洪涛的介绍与上级的交代在总体上一致，加上他是陕北人，长期在陕北工作，朱理治相信了他的介绍。朱理治没有与被认为有问题的陕甘边和红26军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派遣的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永坪镇后，聂洪钧也听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在西北工委半个多月时间，从郭洪涛、朱理治同志的口中，几乎随时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谗言和说法。”由于这些原因在朱理治、聂洪钧一抵达西北根据地就对陕甘边和红26军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这就是日后肃反展开的时候，主持肃反的领导核心一致推行肃反的思想政治根源。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红25军抵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朱理治、聂洪钧先后到达西北根据地后，由于不了解当地实情与原主持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加深了朱理治等人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的“成见”。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这里指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