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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受到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关于肃反的“左”的影响，对敌情估计过分严重。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早在1931年11月22日作关于红四方面军“肃反详情”的报告时，对敌情估计就很严重。他称：“敌人要维持他们最后的挣扎，于是更加注意对苏区和红军进攻，但是敌人已感到用飞机大炮机关枪施用无效，所以使用改组派、AB团、第三党来打入我们苏区和红军内面来破坏红军和苏区。这个计划非常毒辣，飞机大炮我们容易看见，改组派、AB团、第三党我们不容易看见的。敌人对我们是何等的毒辣，每个同志不能忘记”，他进而指出：“经常或定期举行对每一个战斗员及官兵的个别整肃，坚决反富农再混进来，坚决引进与提拔工农干部。”红四方面军的这一肃反思想，对起源于红四方面军的红25军有很大的影响。红25军在艰苦转战中，在内部也不停的肃反，甚至大开杀戒，整肃内部。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等“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只是在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后，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幸免于难。1934年又怀疑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党的首领”，并且有可能因此被杀死，幸亏当时徐海东坚决反对并且拍了桌子，才挽救了郭的命。还有，“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8人是反革命，又要杀掉”，也在徐海东的坚决反对下，这几个人才幸得保全。这支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还关押着三百多自己的所谓的“有问题的”官兵。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由于带有“肃反”情结，红25军1935年经过陕南时，误杀陕西共产党地下党员、杨虎城十七路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等人，并且由于对张汉民的误解长期未能消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军队也有了猜疑。这一事件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严重地影响了红25军领导层对刘志丹等红26军和陕甘边红色根据领导人的看法，对后来的西北根据地肃反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