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吴三桂降清

吴三桂降而复叛于农民军，重据山海关后，自己已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既然与农民军不共戴天，就势必求助于关外清军。且不说吴三桂与清朝统治者有着阶级性质上的一致，其亲属同僚大都在为清朝服务这一点，也对他降清极为有利。特别是吴三桂打出为恢复明朝而战、替先帝复仇的旗号要求清军入援，不仅对降清的他心理上是个安慰，在号召汉族地主阶级方面也会顺利得多。于是，吴三桂立即派人召集山海关的士绅大户，紧急商议如何对付非常可能出现的农民军大军平叛的情况。正像这些士绅之一的余一元诗中所记述的：“一朝忽下令，南郊大阅兵。飞骑唤吾伎，偕来共参评”。但是，由于山海关城小人多，很多居民商贾又因战乱而迁移，因此吴军的供给已成问题。“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关辽五万众，庚呼如何!”但事情紧急，只有强向百姓绅商征饷，所谓“捐输兼敛科”，然后把全体军民全部武装起来，准备对付农民军的讨伐。随即他们又一同定计，一方面派人出关向清军求援，一方面又派人西去，向农民军诈降，以争取时间，等待清军来助。

三月二十六、七日吴三桂自玉田叛归山海关，四月初消息便传入京师，但未得到确认。至唐通被击溃，吴三桂正式扯大旗宣布反对大顺政权确已为李自成所知，已是四月初十左右，这一日，“平西伯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李自成闻讯，便于十二日召集部下商议东征，并定于次日启程，亲政山海关。行期一定，李自成便将明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等官员贵戚六十余员斩于西华门外，留牛金星、李牟等人守京师，以安后方。十三日，李自成率刘宗敏、李过等六万人马(注：《流寇志》说是五万，《孤臣纪哭》、《四王合传》，以及《明史纪事本末》等均作六万，当为此数。加上已赴山海关的唐通、百广恩所部三万，当有十万上下，所以《流寇志》后又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出东长安门赴通州，十五日抵密云，十七日至永平，十八日便派先头部队前去攻打山海关。

山海关之战，从事后来看，对清军和农民军来说都是关键性的一战，因为在山海关这个地方，两军将要第一次交锋，并且一决胜负。而且山海关之战的胜负，将决定两大政权的命运。李自成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后立即出征，说明他意识到了山海关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此去要与清军接仗，并且始终抱有招抚吴三桂的侥幸心理。因此，他不仅把明太子朱慈和永王、定王，以及吴三桂之父吴襄带在军中，试图再以君父之德感而化之，而且把明降臣张若骐带在军中，为他出谋划策，也是希望以张与吴三桂的亲谊关系来劝降吴三桂。因此，当吴三桂派高选、李友松、谭邃环、刘泰临、刘台山、董镇庵六人前来诈降缓师时，李自成必然受到影响。我们知道，李自成军进山海，可自通州、三河、玉田、卢龙直抵山海关，但在三河遇到了这六个诈降者之后，不知为何又北赴密云，然后回过头来，奔东南至卢龙?无论这是不是诈降者诡计得逞的表现，但行军路线延长，误了一天的时间，战机就被耽搁了，没有能在清军抵关之前消灭吴三桂，因此还在山海关战役发生之前，就已潜伏下了李自成农民军必败的因素。

然而戏剧性的是，清军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抓住了战机、意识到这里要发生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得!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同多铎、阿济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罗洛浑、尼堪、博洛、满达海、博和托、沈志祥，以及朝鲜国世子，与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一道诣堂子、奏乐、行礼、陈列八纛，对天行礼。然后统帅满洲、蒙古八旗的三分之二，汉军八旗全部，及三顺王、续顺公德兵马，鸣炮出征。十三日，清军到了辽河边，三、四天只走了一、二百里。多尔衮在这里把洪承畴找来，征求他的意见。因为降清汉官中，只有洪承畴和农民军面对面交过手，对这仗怎么打，洪承畴最有发言权。于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

第一：“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以示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庙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一方面重申了范文程关于申严纪律、实行安抚政策的建议，一方面又通过威胁和利诱，劝告沿途官民归顺。

第二：“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问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日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贼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而神人之怒可回，更受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洪承畴当然不知道农民军此时正发兵奔赴山海关平叛，因此建议清军轻装简行，迅速绕道入边墙，从密云直下正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农民军“逃遁”之前，围住北京。如果多尔衮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并在吴三桂乞师之后仍然这样做的话，便会形成偶然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之势，因为李自成的主力已离开京师，彼处只有万余守军，如清军乘虚攻下北京，便会与吴三桂一起，形成对李自成东征军的两面夹击之势，农民军的境况将会更为不利。

第三：“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观其埋伏，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军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功成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对于如何与农民军交战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洪承畴敦请多尔衮重视农民军的战斗力，不要对其掉以轻心，对多尔衮后来的决策影响很大。

从以后事态发展来看，多尔衮基本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尽管此次出兵意在夺取中原，但对农民军的沿边防御，如山海关等关的手背情况不甚了解，使多尔衮不敢贸然轻进，只得缓缓前行。到十四日，多尔衮还传令于次日行猎。十五日到翁后，仍不过离沈阳三百多里，显然是在犹豫观望。然而就在这时，从南边来了两名使者，他们的突然到来，竟使整个局势改观，可以说对满族本身的社会发展道路，乃至对中国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效果如此，当然是当事人们所无法料及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