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内，这等路线方针之斗争，已经远超出口诛笔伐的意气之争。沈翔云回忆说，在宋教仁应袁世凯邀请即将前往北京前夕，陈其美等国民党领袖为其举办的欢送宴会上，宋、陈两人就未来组织国民党内阁之方式发生言辞冲突，应氏在旁公开威胁：“你这样简直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随之从怀中做掏枪势，宋氏则以“死无惧，志不可夺”相对，在其他国民党员劝阻下，双方不欢而散。根据袁克文的说法，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陈、应两人一直在密谋对付宋教仁。沈翔云(虬斋)是袁克文的密友，曾告知他，宋教仁很可能遭不测，因为“陈其美、应桂馨这几天整天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沈翔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对话，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不好看!”

今日来看，造成悲剧的不仅是宋教仁本人的性格，更是民国肇造，袁世凯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确立新生国家未来政治参与结构、制度的两种尖锐矛盾。南京临时政府的《政府组织大纲》原规定的是总统制，待临时大总统由孙中山让给袁世凯之后，《临时约法》即改为内阁制，以便架空袁世凯，通过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多数，保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当时舆论即批评所谓约法是对人立法。确实，民初的立宪，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一切围绕着权力轴心展开，不是为建国奠定党派中立的制度性权威，而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角逐。国民党在民初议会中占据压倒性优势，政治气势如日中天，却被社会舆论讥讽为“革命元勋”，政治实践中表现出十足的排他性，这种“舍我其谁”的狭隘气质在满腔宪政民主热情的宋教仁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1913年1月8日，他在国民党湖南委员会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讲，公开宣称“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杨度曾批评说：“民国立宪之权操于民党，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藉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国民党自有其达到革命目的、不惜以手枪炸弹发难的传统，而袁氏北京政府也不脱其旧制度官僚习惯非常手段处置的本色，矛盾激突中，双方都难免重拾旧路。

在此大背景下，一心主张立宪政治从而两方树敌之宋氏遭遇刺杀，实则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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