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

虽然这只是一本历史报告文学，并不是什么严格的史学著作，但它的出现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已跨越百年的康有为神话。虽然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否定伟大的戊戌变法和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但是历史无疑揭开了一层新的面纱，一百多年来笼罩在康有为身上的神圣光环破灭了。从《温故戊戌年》开始，我们将重新认识康有为，重新走向十九世纪末那个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一句话，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本书的结论，我们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关于康有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的文章与书籍。这本不足三十万字的历史报告文学只是因为作者读了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早在一九七○年写的史学专著，才毅然改写成这个样子的。这以前，他笔下的康有为依然是“圣人”一般无暇(至少在戊戌年以前是这样)，和百年来多少写戊戌年的作品没什么两样，是那本发黄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改变了这一切。

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是黄彰健的书出版了近三十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也许是证据不足，也许由于其他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多么不愿意看到一个神话破灭，一个惯于造神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地造神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过去的神话(这个神话和史前时代的神话无关)。康有为作为清朝末年改革维新的象征人物，早已成为一个神圣的符号。恐怕也只有这一因素才能解释几十年来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们的沉默，尽管多少年来一直都不乏对康有为的种种批评。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

我们可以说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温故戊戌年》一书的结论，但很显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与历史教科书完全两样的事实：

神话之一：儒学大师、大学问家的神话。康有为用以托古改制、推动戊戌变法的两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原来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对此，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廖平其人和康、廖之争，应该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之前就和他相识，康曾得到过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辟刘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读过《知圣篇》的手稿，因为“始终尊敬先生但观点与康又不尽一致的梁启超承认廖的指责有根据;中日学者对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断：康的《新学伪经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于1891年)被人们有意识地抬高了，它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廖平的《辟刘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于1897年)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的论点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郑大华等译，P276)。当然，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袭者，但正是他临危不惧地改变了历史。”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抄袭、剽窃了同时代另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人，无论怎么解释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学术大师的神圣外衣还是被剥落了，神话终究是神话。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