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康有为倡导变法，顺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他写的上清帝书，也确实慷慨动人，文采飞扬，颇有见地，其救国热情跃然纸上。正是因为康有为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追随他倡导变法维新的骨干，通过著书立说，传播他的维新思想，通过不断的上书、组织学会、办报、演说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他功不可没，康有为之名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

但不能因此就不顾事实，把康有为的作用人为地夸大。我始终坚信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把康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官员人手一册。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康本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梁启超只是办译书局事务，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也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重要的“军机四卿”中没有一个是康门弟子，他们后来无一幸免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当康有为流亡海外，享受着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时，又何曾想过这些为变法流血的志士?康有为在意的是他的领袖地位，在意的是满清皇室对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准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别墅，一看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毫不羞耻地纳为小妾，一边写《大同书》说什么众生平等，一边却是三妻四妾。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他早年的书法名著《广艺舟双楫》肉麻地吹捧大权贵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以取悦翁)。他当然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试图把戊戌变法变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温故戊戌年》仅仅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走出康有为的神话，走出所有大大小小历史的神话，只有从神话中走出来，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个总是生活在神话中而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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