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主编《文汇报》“笔会”副刊，我用超常的规格，用四个整版的篇幅连载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全国几十家报纸转载，每天接到读者来电来信，成为《文汇报》史上少有的几篇引起全国轰动的文章。

随后，我为她编了第一本书《风雨情》。有人误以为《我与乔冠华》是她第一本书。其实，《我与乔冠华》是她与其他几位乔冠华的朋友的合集。真正她个人的第一本书是《风雨情》。收录了她执笔以来写的所有文章。

新书出版时，我请她来上海为读者签名。报纸发了消息，读者提前四五个小时就到书店门口排队，排成长龙。但是章含之却无法来上海。

她病倒了。医生说，她如果执意来沪，会有生命危险。不得已，她请她的朋友专程从北京送来乔冠华和她自己的两枚印章，我和责任编辑代她去为读者盖章，盖到我们手腕发酸手指发麻。

章含之在死亡边缘挣扎了半年。她的朋友一次次给我打来病危告急电话，但章含之一次次从死亡线上走回来。她顽强的生命力使她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因为她还有一些事没做完，她还有一些想说的话还没说。

四年后，我主持的《文汇报》“笔会”副刊计划出版一套“笔会文丛”，我想到章含之的书已经在市面上脱销，便请她再写一篇新作，编一本新书。她写了《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回忆她的大学时代。并以此篇作书名列入笔会文丛中。笔会文丛的作者除了章含之，还有柯灵、吴冠中、华君武、秦怡、龙应台、沙叶新、陈钢等等，一时蔚为大观。

进入新世纪后，我到文汇出版社工作，我首先想到的又是章老师，我请她再写一段在外交部的生活。这样她写的各篇文章在时间上就可以串连起来。故事就完整了。好像一部传记，这就是后来那本名扬海内外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她的文章是我逼出来的。不是我“逼”她，她一直不想动笔。我知道她的心情很矛盾，想写又怕写。往事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但伤痕依旧存在。她说：“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的纱布，再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

其实，我的心情也很矛盾。我深深了解她。我希望她开始新生活，不愿她再去触动心灵深处的隐痛，但我又知道她不把这一切写出来，心底的“死结”就永远解不开。因此，她还是高兴我这样逼她的。

《大红门》出版后，几乎每个月印一版，有时一个月连印两版，连续上畅销书排行榜。竟然印了二十几万册，她很高兴，开玩笑说想不到“老来红”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