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汉初期的闭门政策

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初期，朝廷无暇西顾，对西域早有企图的匈奴奴隶主贵族，见有机可乘，加紧扩大势力范围。南道莎车王延及其子康，挺身而出，率邻近各国，首举拥汉大旗。“元帝之世，莎车王延尝为侍子京师，慕乐中国。及王莽之乱，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属，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1。延死后，其子康即位，康关心中原战局，与东汉河西大将军窦融时有往来，窦融深知边情，建武五年(29)奏准以东汉朝廷的名义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五国皆听其号令，实际上莎车王已有着西域都护的声威。康死，其弟贤即位，建武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遣使要求东汉朝廷设置西域都护，恢复西汉以来正常的统辖关系，光武帝刘秀以内地初定，不遑外顾，未允所请。

三年后，贤又派人再次提出请求。虽然从以后的事实看，贤再三要求派遣都护也别有打算，但当时此举，确能表达西域广大人士的迫切愿望。时已人朝任大司空的窦融向刘秀建议，赐莎车王贤西域都护印缓及车旗锦绣。莎车王室自西汉元帝以来，一贯忠于汉中央朝廷，慕乐中国，“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数世不渝，当中原与西域中断联系时，表现尤为突出。东汉朝廷采纳窦融的建议，赐贤都护印缓，原打算依靠其团结争取西域诸城国，以稳定形势，恢复西汉时的正常统辖关系，孰知莎车使者持都护印缓及其它赏赐返至敦煌时，敦煌太守裴遵向朝廷提出，“夷狄不可以假以大权”。反对将西域都护印缓赐与莎车王贤，由于西域事宜在朱设都护前敦煌太守最有发言权，刘秀乃下诏收还都护印缓改赐贤以大将军印。其使不从，裴遵强行迫夺，致使莎车王贤和东汉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窦融推荐贤任西域都护，根据莎车王室的一贯表现来看，并没有错，但这时融已在洛阳任大司空，对贤之为人，知之不深，建武九年莎车王康逝世，贤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王位后，马上动手，杀死拘弥王、西夜王，又不断杀略邻国人众，重求赋税，野心勃勃，暴虐骄横。所以裴遵持反对态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自西汉通西域以来，西域各城国的上层人物积极靠拢中央朝廷，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的屡见不鲜，莎车王康如此，前拘弥王太子赖丹表现更为突出。裴遵对西域各个民族一概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是绝对错误的。当然就具体人来说，莎车王贤是否适宜担任西域都护要职，那是另一回事。就贤的一贯表现来看，攻掠邻邦，对抗中央朝廷，确实不宜重任，授予大权。东汉朝廷开始不了解情况，苟且求安，承认既成事实，先授贤以西域都护印缓，后又推翻前议，轻举妄为，特别是在中途裴遵强行迫使莎车使者换印，侮慢而近于戏弄，莎车王贤心怀怨愤，浸以骄横，态意兼并，一时西域各地自相攻伐，干戈不息，东汉朝廷处置不当，亦难辞其咎。建武廿一年平素与匈奴关系最为密切的焉看也和部善、车师前王等十八国派使觑见光武帝刘秀，诉说莎车王贤横暴，恳求朝廷派遣都护，不料刘秀仍以“中原初城国的安危和屡次请派都护的迫切愿望，毫不在乎地答复:“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2迫使都善王安等投靠匈奴。

但由于匈奴奴主贵族对西域敛税重课，索求无度，所以西域各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更不能统率与之进退。而且由于匈奴自身南北分裂，特别是北匈奴，在汉王朝与南匈奴的压力与分化下日益衰弱，单靠武力，已不足控制西域。除通过龟兹为首的亲匈势力为其效劳外，也竭力玩弄政治手段想使东汉朝廷承认其对西域的统治，从而利用中央朝廷的威望，维持其对西域各国的奴役。所以北匈奴一面不停出兵侵扰边境，向汉朝施加压力;一面又不断派人和朝廷往来，玩弄花招。正如曾出使匈奴的郑众分析的那样:“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足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3建武廿十八年，北匈奴请求率领西域诸国来洛阳朝贡，俨然欲以西域诸国首领身份正式出现在东汉朝廷上。

光武时期经过剧烈兼并，夷灭群越实现中原统一，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为维护豪强利益，这个政权有着先天的弱点。自称以“柔道”治理天下的光武帝，在处理西域问题上，一开始就缺乏坚强有力的政策，软弱摇摆，以致后来出现了史称“三绝三通”的曲折过程。

二、三通与三绝

东汉明帝时，南匈奴早已经归降于汉，西域莎车势力也已经衰落，西域各国更加混乱，北匈奴则乘机在西域扩张势力，并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与东汉抗衡并袭扰汉边。但此时中原地区日渐安定，东汉政权已经完全巩固，势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汉明帝改变东汉初期对西域和北匈奴采取的消极政策，开始积极经营西域和打击北匈奴的势力。

七十二年，(永平五年)谒者仆射耿秉上书建议出兵打击匈奴，恢复对西域的控制，并建议“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4明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七十三年，派大兵四路出击。一路由骑都尉来苗率领北部各郡兵及乌桓、鲜卑兵一万一千骑出平城塞(大同北);一路由度辽将军吴棠率领河东、河西羌、胡及南单于兵一万一千骑出高阙塞;一路由驸马都尉耿秉等统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一路由奉车都尉窦固等统率河西甲率及卢水羌、胡一万二千骑出酒泉塞。前三路军队都是北出蒙古地区，战绩一般。窦固率领的一路军队到达东部天山，击破驻守伊吾的匈奴南呼衍王，将其追赶至蒲类海，在伊吾地区设立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城，打开了东汉与西域的进一步联系。次年，明帝又命窦固与耿秉率军一万四千骑出击车师各部。耿秉率部深入车师后部，后部王安德降，前部王为安德的儿子，亦随其父归降，整个车师地区属于东汉。

与此同时，班超在西域南道诸国积极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率领三十六人，来往于诸国之间，轻易的诛杀匈奴使者和于阗巫师，使西域各国归属东汉。之所以能如此，班超个人的因素固然起了不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西域各国早就希望与汉朝恢复联系，希望汉政府赶走匈奴，所以班超所到之处都受到普遍的欢迎和配合，得到西域各国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一通。

这次西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只维持了两年多，永平十八年一月，窦固率大军返回后，在北道，匈奴北单于遣左鹿蠢王率二万骑兵反攻车师，在南道，焉耆王勾结疏勒国王，乘乱杀害了西域都护陈睦。在这场众寡悬殊的争夺战中，汉屯兵仅数百人，坚守不屈，“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当耿恭率军在西域兄弟民族的支援下，浴血奋战时，东汉朝廷由于明帝之死，放弃西域的论调再次提出，朝臣杨终等人认为:“北征匈奴，西开卅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城”。对关宠等人的求援，置若罔闻，只有司徒鲍显力主援救。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二万之众，被誉为“节过苏武”的耿恭在援军救护下，幸免于难。自此朝廷“听还徙者，悉罢边屯”。5当时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无意顾及边事，之后章帝恐班超单危，不能自立，下令班超撤回洛阳。与班超并肩作战的西域人士激烈反对，班超一行返至于闻，当地兄弟民族群情激愤，坚决阻止班超东归，“互抱超马脚不行”。班超为这种诚恳的挽留所感动，同时也认识到，他一撤退，匈奴势力将立即统治整个西域，东汉政府几年来经营西域的成就将付诸东流。于是他不顾汉章帝的旨意，决定重返疏勒。但疏勒部分城池已经降于匈奴支持的龟兹。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