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时东汉政权内部倾轧不已，事变层出不穷。为了镇压羌人起义，十余年来，府帑空竭，兵疲财尽，连班勇提出的“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西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那样有限的计划也无法实现，只能“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后当匈奴裹胁车师骚扰河西四郡时，闭玉门阳关之论，复又喧哗而起，幸敦煌太守张珰、尚书陈忠等上疏，坚持主张统一西域，才使班勇的前议没有流产。张珰上书说，他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10张珰到敦煌了解边情后，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方略：上策是出兵摧毁盘踞西域的匈奴势力，和北正面作战;中策是按计划有步骤的向西进展，先置司马率五百士卒出屯柳中;下策是退守玉门。陈忠支持张挡的主张，进一步指出放弃西域“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他进一步指出“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11。经过朝议，安帝采纳了张珰的中策，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以这样一支微弱的兵力，走出玉门，手开西域的局面，不仅持反对意见的权贵摇头嗤笑，班勇自己亦不敢抱有奢望。他率军屯柳中，只不过在玉门关外建立前哨卜地，确保河西四郡而已。但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估计，第二年鄯善归附，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负荆投首，在西域各地有力的支持下，班勇率西域各国步骑万余人，在车师前王庭击败匈奴伊蠡王，恢复车师前部，在短时期内，顺利打开西域的局面。从此班勇在柳中屯田积谷，为进一步开拓西域建立了稳固的基地。

延光四年(125)，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配合都善、疏勒、车师前部兵，进攻车师后部，俘获车师后部王军就与匈奴使节，带到索班战死的地方杀了，又派人杀了东且弥王，报了索班被杀之仇。于是车师六国悉平，在此基础上，班勇再接再厉，抓紧时机，召集各国人马数万，彻底捣毁匈奴老巢，呼衍王逃至枯梧河，其众二万余人皆降，北单于自将万余骑人后部营救，亦狼狈引退，自此车师再也见不到匈奴骑兵，这样西域诸国包括早就心向汉室的南道各地在内，复归于东汉朝廷统辖之下。班勇在西域活动的时间不长，由于各城国的有力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三通。

汉安帝之后，东汉统治集团日益腐朽，豪强地主兼并加剧，加上天灾不断，农民破产流亡，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之极，西域的形势自然也不能平静，西域“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12东汉政府虽然最终击败了自己在西域的竞争对手——匈奴，但由于少了这个竞争对手对西域各国的压力，西域各国离心力加强，不再服从东汉政府，一些大国开始自相攻伐，不断兼并小国，同时反抗政令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元嘉二年(151)，西域长史王敬受拘弥王成国的欺骗，贪功杀死于阗王建，于阗将领输僰不服，杀死王敬，于阗国人又杀死输僰，立建子安国为王，敦煌太守马达闻讯欲出兵于阗问罪，汉桓帝不许，招回马达，另派宋亮为敦煌太守，宋亮到任后不能出兵，于阗把已死的输僰人头献上就不了了之。建宁元年(168)，疏勒王于猎中被自己的叔父和得杀害，和得自立，建宁三年，凉州刺史孟陀派任涉等率西域各国三万人马围攻疏勒桢中城四十余日不下，撤围，此后，疏勒王连相杀害，东汉朝廷已经不能禁止。

此后，河西羌人起义，中原黄巾起义，东汉朝廷与西域通道受阻，西域与中原联系断绝。

三、东汉西域政策的原因与影响

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是时断时续的，早期光武帝刘秀对西域的重要地位认识不清，对于西域各国要求内属的迫切愿望报以“东西南北自在也”的回应，在莎车王贤的事件上更时举措失当，严重影响了莎车以及以莎车为首的西域抗击匈奴同盟对东汉王朝的态度。他对西域的认识更让其后的统治者和决策层作为放弃西域的论据。 (责任编辑：admin)